永顺府筑城之初，曾计划修筑土城，按照修筑土城做了预算，请求政府拨款筑城。但随后发生变故。 辰沅靖道王柔曾与湖南藩司杨永斌面议，请求修筑石城，但杨为节省开支，坚持要建造土城。王柔据理力争，强烈要求修筑石城，并上奏雍正“永顺府县城垣宜筑建石城，查该地方土性不坚，取石甚易，议令建造石城，需费无多。臣前曾与升任藩司杨永斌面语，未见允从，业经详请题达，悉建土城”。
王柔上奏雍正，要求永顺府县城均建造为石城“今复据永顺府享称，边地土质多沙，各衙署所筑围墙，随筑随纪。若城垣筑土更高，万难保其坚稳等语。臣伏念边檄城垣，系内地之藩篱，尤宜预图久远，不得不恳请我皇上救谕楚省督抚，仍令筑建石城”。
建造土城的方案被放弃，建造石城的经费则要另行核算‘严伤该府县确实估计，勿得浮冒，庶新建边城咸获巩固之庆”。王柔的建议得到雍正的认可。清政府对于修筑城墙、衙署等公共建筑有责任追究制度，领蒂创建者均负有责任，因而“与其于事后而受赔补之累，不若于事先而为一劳永逸之计”，修筑石城。不足的款项‘动用蒂项外，有不敷君邑愿捐养廉”，从而“蒙各宪允准”。
湖南巡抚赵弘恩认为新僻永顺等府县城建造，花费颇多，即上奏朝廷，认为苗疆应以抚恤化诲为重，建造城池可后为“新僻苗疆所有府县城垣，据道臣屡请建造，约用银六七万两。臣愚以为新僻苗疆以抚恤化诲为重，应侯梗顽向化之后，渐次建造，亦不为迟。且内地州县，无城者不一而足，况苗地又历来若此者也”。他的奏折当即遭到雍正的批判，雍正认为，永顺等新僻府县必须迅速动支蒂项，立即完造，而内地的城垣则可徐徐量力而为。
“新僻府县，建造城垣，函当题请正项钱粮，速为兴工者。至若内地城垣，较非急务。可徐徐量力为之事”。雍正的态度非常坚决‘速为兴工”，表明了改土归流初期，湘西永顺、保靖、桑植、龙山府州县城建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永顺府设立之后，府治设在永顺县灵溪镇，新建了城垣、公署、公馆、义学、书院、仓库、邮传等。仅公署一项，就分文职和武职共建十五间不同的公署，包括文职的提督学院行辕(考棚)、本府署、清军厅署、粮捕厅署、经历司署、府学教授署、永顺县署、捕衙署、施溶司巡检署、田家司巡检署、县儒学训导署等十一署，武职的永顺协署、永顺协中军都司署、专城把总署等四衙署。此外，还建了养济院、栖流所、育音堂、监狱等市政配套设施。
关于这些城池的修筑原因，龙山《新修城记》说:“(袁)振绪以已酉令新邑龙(龙山)，驻江西寨，安辑招徕。窃维固围保民，设险为先，而缮治之始必得形胜宅之，然后有所凭依，以戒不虞。…自今以往，国家万亿年王基，龙邑(龙山)之巩固亦相与无终极也。”保靖《建外城记》说得更为明确，“保靖，僻在万山之中，逼近苗巢，地居险隘。永、绥藉以运粮，辰郡恃为藩蔽，为西南要隘之区。原设县城，狭小低薄，四围高山壁压，城垣形如锅底。…而附近居民，总以城垣单薄为虑”，故而筑城并“立门楼三座，为兵民守
望之所。”可见此筑城活动的首要原因是“保境安民，以戒不虞。”
筑城与居民生活的变迁《永顺府建城记》云:“永顺，古荒服之地。旧隶土司宣慰司，统三知州、六长官司治之。本朝设流官同知、副将各一员弹压。其地皆负险而居，未有城郭”“今蒙皇上圣德神功，度越千古，始开建兹地，创造城垣.山明水秀.焕发于光天化日之中.固斯民出草昧而游雍熙之幸.亦斯地辟混沌而入文明之会也。”将筑城与“出草昧”“辟混沌”相提，正体现出作者已经意识到湘西“改土归流”地区的筑城不仅是修造一座城池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文化。
在这些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筑城记之后紧接着就是“新修衙署记”，汉人政治或文化力量所到之处，它就在那里出现。这些新修的城市，作为县城，一旦建成就会成为一个地区人员、物流及文化交流的汇聚点，同时也会是一个地区文化扩散的传播点。以城市为中心，这样一来必定给湘西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原先湘西地区居民都“负险而居，未有城郭”，居于寨、洞之中，如龙山《新修城记》中所说“振绪以已酉令新邑龙(山)，驻江西寨”，连县令都是居于寨中。修筑城池，不仅是衙署，更有许多当地人员要迁居到城中，这样就加大了城市作为文化扩散传播点的功能，也就不能不对居民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乾隆《永顺府志》卷11中说永顺“改土归流”后“建城垣、立学校、开河道、立市镇、置邮传、修祠宇、衙署等项，…劝耕稼、兴党塾…均得与被仁义礼乐之化。”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在“建城垣”之后，亦可见建立城垣为这些推行文化革新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居民生活基础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古代中国一直都是以农为本，但是在湘西地区“改土归流”建立城垣以后，城市不仅成为本地区交流集会的中心，也成为本地与外地交流的中心。这样以城市为依托的交流，不仅使湘西地区在农业方而让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农用土地得到开垦，农业取得较大的发展，而且手工业和商业也逐渐繁荣。另外，棉花、油菜等经济作物自此以后在湘西地区广为种植，湘西与外地的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当地百姓“负土出境”，川、陕、鄂、滇、黔、湘、粤等省皆有永顺商贸的足迹。
修路、搭桥，疏浚河流
苗疆由于山深林密，交通不便，隔绝了它们与外界的接触联系，使他们接触不到新鲜的的东西，要加强苗疆和内地不断交流，以达到同化和理解，就要想办法在距离上将苗疆苗民向中原朝廷拉近，为此，发展交通就成了当务之急。
清朝廷的苗疆官员开始大力开发新改流区的水陆交通。
水路的开通，在苗疆以镇筸河道的开通最为典型。乾隆十年（1745年），当时的湖广总督鄂弥达和湖南巡抚蒋溥等曾联名上奏，要求开修镇筸河道，颇能反映苗疆的实情。
当时的凤凰厅镇筸城还属于辰州府，鄂弥达和蒋溥就明白其在苗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控扼乾州、永绥、凤凰营三厅，系新辟苗疆咽喉要地，内驻一总兵、一巡道、四营将备厅员并兵丁三千名，最为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