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偏沅巡抚的设立，是湖南建省的开始，但是真正引燃湖南脱离湖广省的导火索确是湖南科举的单独开考，即所谓两湖南北分闱。
清代自顺治二年(1645年)开科取士，乡试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作为科举大省的湖广省解额和增广额均较多，取中人数也相对较多，从顺治三年至雍正元年(1723年)的77年间，湖广共开科26次，录取举人2204名。然而，来自湖南的考生中式者仅有440名，平均每科16.9名，即便是湖南录取人数最多的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也仅为湖广省中举数的三分之一。湖北和湖南在乡试录取人数上的悬殊差异，引起湖南士子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请求在湖南建立贡院，单独举行乡试。桂阳举人郭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向朝廷上《呈请南北分闱文》，极力呼吁两湖南北分闱。
以郭远为代表的湖南士子认为本省考生之所以在湖广乡试中缺乏竞争力，主要是受地理因素的影响。郭远在呈文中说:“湖南湖北之科举中试，其难易、多寡至于如此悬殊者，故非其人其才为之，实其地其势为之也。”“其地其势”即是指湖南考生前往湖北武昌应试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还需要横渡号称八百里的洞庭湖，加之考生前往武昌的时间为六七月间，经常会遇到狂风暴雨，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盖湖南隔阻洞庭，洞庭之波八百余里，南士赴武昌乡试，有远至二三千里不等者。扁舟一叶，常以六月间起程，而长途迁延，加以大湖风阻，或相守至十日半月不能移舟。比至省城，试期已过，每科多有…数千里裹粮而来，至不得一望见棘闺竟去，辛苦凄凉，谁可告诉?又有冒险赴期，风波不测，为南士之所极不忍言者乎!”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很多湖南考生无法按时到达武昌贡院，郭远对康熙四十一年湖南考生延误情况有明确记载:“其余初九早始到，如长沙属生员尹有孚等四十二人，衡州属生员赵居敬等九十三人，常德属生员唐待征等三十一人，宝庆属生员刘应奎等七十八人，永州属生员唐若愚等八十七人，郴州属生员朱大澎等九十六人，皆以弃舟奔赶。不及场期者，合计尚得四百二十七人。”即便能赶到武汉，考生也没有时间进行充分准备，只能匆忙入场应试。郴州生员杨遂等25人于八月初八日才赶到武昌，已经错过按时点名入场，好在得到湖北官员给予特殊关照，才能进场应试。
赴武昌应试不仅行途艰辛，甚至于冒生命危险，而且中式希望渺茫，这让很多湖南士子望而却步，应试人数明显偏少。郭远对康熙四十一年应试和录取的举人数有一个大致的统计:湖南、湖北通过科试录取参加湖广乡试的名额均为3000名，但湖北在科试之外，还通过录遗、大收等方式选拔6000多名生员参加乡试。这样，在每次湖广乡试的万余名考生中，湖南考生仅仅只有2000余名，湖北考生则超过8000名。两湖录取人数更是悬殊，湖北中举者高达67名，而湖南仅仅只15名。湖南应试考生人数逐渐下降，使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湖南沦为科举的落后地区，“南士相戒以科举为畏途，草门寒士资斧艰难，至有终身不窥场屋。近科以来，赴闺者视从前又加少矣。及今不为早计，将来日益凋落，可怜湖南数千里赋税之地，渐弃为科第沦落之乡，则是朝廷今日之加恩广额，以湖北为近水楼台，而湖南终不免向隅之磋若也”。
清朝康熙年间担任河道总督的长沙府湘潭人陈鹏年于1691年在武昌考取进士，在回忆赴武昌考试时，陈鹏年写道：“洞庭之水，自夏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动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险而少。”
他们认为湖南已经具备分闱的制度条件就是康熙三年三月，清廷对湖广省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偏沅巡抚为湖南地区的行政长官，意味着湖南作为一个行政相对独立的区域已经实际存在了。
郭远在《呈请南北分闱文》陈述的主要观点成为后来湖南官方向朝廷请求南北分闱的基本内容。
士子们长期不懈的呼吁逐渐引起了偏沅巡抚的重视。康熙四十四年巡抚赵申乔、五十一年巡抚潘宗洛以洞庭险远，叠请分闱。五十五年巡抚李发甲三疏题请,请求分闱。
赵申乔为第一位提出两湖南北分闱的偏沅巡抚。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已经担任偏沅巡抚3年之久的赵申乔“题请分闱分额”。他提出两湖分卷录取的要求。接着提出两湖南北分闱的巡抚是赵申乔的继任者潘宗洛。因曾任湖广学政，潘宗洛对湖南科举状况极为熟悉。他于康熙五十一年六月上奏清廷，请求两湖南北分闱，与郭远、赵申乔一样，潘宗洛也认为洞庭湖是湖南士子应试的最大障碍:“因中隔洞庭，致有南北之分，每遇乡试之时，正值秋水汪洋之候，贫士拮据资斧，行至湖滨，一遇风涛险阻，守候误期，有志之士或至痛哭而返，甚有科场期迫，念切功名，扬帆冒险，瞬息而遭覆溺者，往往有之。以致多士畏虑，裹足不前，其能至武昌而入场者十无二三，每科中式举人不及湖北四分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潘宗洛请求清廷两湖南北分闱分额，在长沙设立湖南贡院，独立举行乡试。
与赵申乔请求分额的奏疏一样，他的奏请依然没有得到清廷的批准，结果是“俱经部驳，未蒙俞允”。然而，湖南士子和巡抚对于分闱的请求并未就此停止，潘宗洛的继任者李发甲则更加强烈。
李发甲是云南河阳人，康熙二十三年举人。五十二年九月，李发甲由福建布政使升偏沅巡抚，五十五年八月，李发甲第一次上奏折，请求两湖南北分闱。李发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洞庭湖的危险程度:“湖南洞庭险隔，臣昔身经其地。每遇七八月秋水时，至一派汪洋，士子赴试实有性命之虞，与陕西、江南水陆无阻者不同。”他再次代表湖南士子表达了愿意捐款修建贡院的决心，与郭远等人相比，李发甲的这份奏折更加明确地说明了修建贡院款项的来源。如同其前任的奏疏一样，李发甲的奏折依然未得到清廷的批准，康熙帝于十月十四日朱批为“即当具题”，但礼部讨论后认为“科举定例年久，不便纷更议复”。
尽管三任偏沅巡抚和一位御史多次题奏，但湖南各界急切期盼的两湖南北分闹最终均遭否决，湖南单独举行乡试似乎成为无法逾越的鸿沟。
当湖南各界对请求两湖南北分闱有些绝望之时，清廷却在雍正元年发布上谕，宣布允许湖南设立贡院。两湖南北分闱立即变成了现实。这一上谕不仅认可了湖南各界一直强调的分闱理由—士子过洞庭湖危险，而且对于湖南乡试的时间和解额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雍正元年发布两湖南北分闱的上谕，应是雍正帝同情湖南士子之举，即上谕所云“联心甚为侧然”，其目的还在于笼络湖南，乃至天下士子。
两湖南北分闱上谕让湖南各界倍感兴奋之余，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建贡院。这一上谕是雍正元年七月发布的，而雍正二年甲辰科乡试是在二月举行，只相差6个月的时间。雍正帝提出，如果湖南能在这6个月时间内建好贡院，雍正二年即在长沙举行湖南乡试;如果来不及准备，湖南举行乡试的时间推迟至下一科。
由于贡院是规模庞大的建筑群，新建贡院一般至少也需要用一两年的时间。然而，湖南新建贡院有着一个很好的选择—李发甲所建的湖湘书院。雍正二年二月，即在新建的湖南贡院举行了甲辰科乡试，此时距两湖分闹上谕的发布仅仅只有7个月。新建湖南贡院之所以如此神速，很大程度得益于巡抚李发甲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李发甲于康熙五十七年因劳累逝于偏沅巡抚任上，湖南士民对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
湖南长沙蔡锷路水凤井西拐就是教育街，此街蜿蜒近1000米，西出口在先锋厅青少年宫门口。1907年起，此街就始称教育街，之前是湖南贡院，再之前是湖湘书院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