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线道”卫所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明中期就问题不断。

首先是屯兵逃跑，卫所的兵都跑光了，这卫所就没什么用了。

明中期以后，制度废弛、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军屯变成了私田，屯田的军户就开始逃跑。宣德八年（1433年）兵部奏称：“贵州、广西二都司所辖卫所多逃亡，淹延在外有二十年不还者”；景泰四年（1453年）称：“贵州卫所、站、堡军人往差逃亡，十去八九”；天启年（1621年）称：“连年兵乱，屯军百人难存一人”。

一线道的屯兵为什么要跑？明代的一线道是个十分荒凉和艰苦的地方，对当时的状况地方志和过路的文人留下了不少描述。

明人顾炎武在《肇域志》载，思州府境内的都坪峨异溪长官司(今镇远县都坪镇)有“上下住溪山”，“产木，可供国用”，证明这里有茂密森林。明万历年间的贵州巡抚郭子章在《黔记》一书留下了大量相关记载。如偏桥卫北一里有凤凰山，“林木苍翠如凤”。黄平县北一百里有“九里箐绵亘如书屏”。“箐”是指山间大竹林，也泛指树木丛生的山谷。新添卫“在新添卫城东二十里，洞广数丈，深倍之，前俯临涧，尚有藤萝封之，苍翠交映。其后为沉泉，清可以鉴，泉后崖最穹窿”。明人曹学佺在《贵州名胜志》里描写杨宝山，‘在新添卫卫城北，山色苍翠如绘”。据(嘉靖)《贵州通志》载，龙里卫境内有“林木深阻”的光肘山和“深林巨箐”的昆阻山，贵阳周围有“深林巨箐”的木阁答山和“崇峰大箐，岚气尽晦”的南望山。在贵阳地区经常有老虎出没。时任贵州卫指挥使张任“晓勇有才略，尝遇虎据林吼，众莫敢接，任独持枪刺之”。徐霞客经过金筑安抚司境内，看到“树(木)蒙密”，“密树深箐”。他又沿贵阳东峰西行，“稍上冈头，路东密箐回环”。永宁州“地多虎，急切不得济，而委身虎吻”，“象鼻山前“虎印多，村女成群挑野菜，居民信口唱夷歌”。可见永宁州及与其同城的安南卫老虎数量庞大，当地少数民族妇女要通过高唱歌曲来吓走老虎。

除了世世代代在当地生活的“苗蛮”，除了因生活所迫的迁徙者，谁愿意在这里生活？

明代卫兵逃逸的现象,并非只在“一线道”，也并非个别或只呈阶段性 ,而是贯穿于有明一代 276 年的历史中。明代是战争连绵不断的一个朝代, 频繁的军事调动导致了人口不断的迁徙,长途迁徙的军人颠沛流离 , 再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生活十分困苦、处境十分艰难 。在这个背景下,军人的不断逃逸与流失十分普遍,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屯田士兵的大量逃逸 ,不但使明代的兵员总额锐减,军事实力降低 ,也使卫所和军屯陷于困境 。这对于贵州境内的卫所来说 , 是大气候下的小气候 , 概莫能外。据万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兵部复贵州抚按官胡桂芳的条陈时称 :“贵州铜仁总镇标下有兵四千九百七十三名 ,三十年(万历三十年)新增兵六百名,今云标兵仅三百数目,缘何互异 ,仍行查核 ,务要声说明白 ,勿得欺瞒。”铜仁是腊尔山苗疆附近一支重要的屯兵力量，五千五百七十三名士兵 ,八年时间内逃跑了五千二百人,这个现象确实让人感到吃惊 。明代士兵的不稳定状况竟然达到如此程度。

还有就是维护“一线道”特别耗钱，而一线道主要在沿途主要在贵州，贵州又特别穷，对朝廷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贵州在整个明代战事频繁 ,除了明初用兵黔滇之外 ,大大小小的征伐几乎在贵州从未间断 。无论是经常性的镇压仲 、苗 ,平定吴面儿 、林宽 ,还是永乐年间平定思州田氏 、万历年间平定播州杨氏土司,还是天启年间平定安奢之乱 ,战争延绵不绝, 明政府耗饷劳师, 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可以说明代经营贵州 ,政府一直在付出承重的军事及经济代价 。而这一切 ,均是由于西南一线天驿道位置十分重要。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壬辰兵部给事中熊明遇上奏折言 :“国家漕运江南四百万 ,寄径于山东漕河一线,而滇池天表又经于贵州官道一线,譬如人身 ,京师颅也 ,山东喉也 ,贵州尻也 ,此其要害。”所谓贵州官道一线就是西南一线天驿道。

贵州驿运频繁，兵荒不断，而贫弱不堪，给邻省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明清尤其是清初，湖广就被迫向贵州提供了大量援助。首先，大量协济。贵州额赋有限，兵荒交值，严重依赖外省，湖广为此协济了大量粮晌。其次，代管驿站。受战争摧残，贵州驿站残破，驿官逃亡，边境驿站遂以卫所代管，于是“黔人刺骨之差遂为楚军固有之物”。再次，帮派人夫。贵州人丁稀少，除各府少量派夫外，仅康熙初就先后于两湖派夫过万。吴三桂叛乱时供应人夫浩繁，平叛后差使不断，而留下的数万投诚官兵家口也巫待转移，驿站压力很大。贵州粮食匾乏，装备不足，迁移工作非常困难。贵州巡抚杨雍建曾请求暂停搬移，但遭到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湖广不得不再次施援，深受贵州驿站累及之苦。

其实，使用贵州驿递以云南最多，而川湖最少。湖广使用黔驿不多，协济却很大，且一遇缓急，贵州又疾呼“分楚饷”，对湖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湖广行省简直就是一个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