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会特别提倡自我牺牲精神和权利义务的相对应，如寨中一人被外人欺侮或打杀，各寨务必协力保护或报仇，各寨联通，互相支持，共同抵御外族或官兵的进犯。凡因对外作战而死伤的苗民，由款会组织予以治疗或送葬;对其亲属子女，由款会予以抚恤养育;对在战争中不肯出力或贪生怕死者，款内苗民先在言论上加以批评指责，严重者款会有权提出警告或除其款籍，以后遇难款会一概不予承担料理。
清乾隆《苗蛮图》击鼓齐聚图 ，清江八寨黑楼苗有事则击鼓，各寨闻之带长镖利刃齐至，不到者罚牛。在苗民家庭中，牛即是家庭的主要财产，说明苗民社会对合款规定义务必须严格遵守。
由于款会无常设的办事机构和常备军队，也没有监牢和法庭，在氏族鼓社时期和款会制度的早期，对于违犯刑事规范的成员，一般有体罚、驱逐出鼓社或款会和死刑三种。体罚是针对触犯普通的刑事规范，后果轻微，只需要适当教育即可令其改正错误的，这类习惯法大多包含在宗族法规之中，是内容最多的部分。
而驱逐出鼓社或款会则是一种严厉的处罚，一个不属于任何鼓社或者合款的人，就被剥夺了被保护的权利，这种人即使被杀害，杀人者也不会受到制裁，因为没有人为被害者作主去处理杀人者。因此被驱逐的人，只能听任各种可能灾害的摆布，被驱逐实际上等于被判处了死刑。对于拦路抢劫或窝藏匪盗却不足以判处死刑的;在鼓社、合款内乱伦男女;偷盗牛马，行为恶劣的;各种伤风败俗行为屡教不改的都可进行驱逐。
死刑则是最高的处罚，通常是对杀人放火、窝藏匪盗、投敌叛变等等罪大恶极，在苗区社会影响非常坏，不处死不足以纯正社会风尚的行为才可以判处死刑。而死刑执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活埋，剖腹，溺水等，常见的一般是投坑、沉潭，充满原始的残酷色彩。
民间发生纠纷时，按当地人情和习惯法处理，小的由本寨头人或房族长解决，大的由款首负责解决。若双方不服，由款首提交公众审理或强行解决，也可令双方对神发誓，用神明裁判方式裁决。判定理亏的一方须向对方道歉、赔偿。
从另一个角度看，“款会”既可以用集体议事的方式创设行为规范，又可以用集体决事的方式对违背这些行为规范的人进行裁判，从而为特定范围内的苗人架设了一套行为调控体系，对苗族社会发展的稳定作出了重要作用。
苗疆判案—苗例、理老、神判法
鼓社和合款处理的都是大事，而且一般只是在苗疆遇到外来入侵抵御外敌，或者需要团结起来造反，或者苗疆的习俗规章需要修改时才开会，苗疆的日常生活中更多是需要处理家庭和邻里纠纷等，怎么解决？看起来好像苗疆没有法庭，但有苗民们却有自己的法律—苗例；有“法官”—理老；甚至还有上诉法官—神明。苗疆自有苗疆的办法。
苗疆的法律，既苗例。苗例很容易理解，就是苗族的习惯法,“合款”、理老、鼓社都在其中起着某种作用，虽然其边界并不那么清晰，但他们一起确能保持苗疆平和的生活秩序。
一般都会觉得苗例比较特别，因在嘉定抗清而闻名于世的黄淳耀有过一句名言:“杀人不闻以牛代”。以明清汉人乃至今人之法律观念，此为至理之言。然而，乾嘉年间，江西人许仲元却曾经质疑此话的真确性。他说，如果在苗疆，“此语殊未确矣”。实际上，早在宋代，朱辅《溪蛮丛笑》对五溪地区苗蛮等人习俗记载，已有“(人)或为佣而亡，或以斗而死，约牛牲若干偿还，曰骨价”。宋代当地苗民“夷性好杀，一语不合使刺以刃，百十年必报乃已，名曰仇杀”的说法，可见，宋代在五溪地区就确有“杀人以牛偿命”之惯俗。
理老（或称“寨老”、“乡老”）是苗族村寨中的德高望重的老者、长辈，是自然形成的。理老一般为人忠厚正派、办事公道、熟悉古理老规、能言善辩，在苗人中是他们不自封自霸，也不世袭，亦无须选举，更不以财产的多寡和有无权势为条件。在理老或寨老调解纠纷的过程中和调解以后，苗人都特别重誓信诺。
理老熟悉古理古规（也就是苗例），有一些苗寨的理老还有“理辞”, 这种“理辞”并不是一本书，而是苗歌，是“法典”和“判例”的集成，判断纠纷时所依据的“律例”。理老主持公道，办事认真，能言善辩，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信誉和威望,对维护苗族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曾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
正因为有理老在调解自己村寨或本地区的纠纷与事务，故后来苗疆开辟后“讼狱稀简”仍然是明清时期苗民社会的一大特色，苗民不到朝廷那里打官司，在缺乏朝廷的湘黔边界，苗疆民众已经习惯自行其事的调节机构，承载着日常生活的各类事物的处理职能。
理老在调解民事纠纷时，是以家族长者或村寨头人的身份出现的，通常是根据夯规、本地的风俗习惯、民族传统等，对双方进行劝解，而非强制仲裁，同时也无特殊索取。但当调解的纠纷有赔款(或罚款)时，则可分得赔款额的十分之一左右的财物。首次调解无效还可再次调解。
现在的法庭判案有可能一方或者双方不服，所以设计了“上诉”的程序，通过向上一级的法庭上诉来解决。苗疆也有不服理老判案的情况，苗疆的理老可没有上级了，怎么办？
没关系，他们有天，有神，理老以上没有讲理的地方了，他们就信奉神明判决。苗疆苗民们普遍对鬼神心存敬畏，他们认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在冥冥之中主宰着这个社会，操纵着人类的生与死。
正是这种对“鬼神”的敬畏心理，产生了神明判决，他们通过“捞油锅”或宰鸡、宰狗行诅咒方式，借神力来决定是非曲直。
苗民中的神判，以“吃血”、“捞油”最具典型性。
由于苗疆神判在汉人看来有点奇趣，所以颇多记载。
清乾嘉年间的朝廷幕僚严如煜在《苗防备览。风俗上》对“吃血”所记较为准确而生动:“遇冤忿不能白，必告诸天王庙，设誓刺猫血滴酒中，饮以盟心，谓之“吃血”。既三日，必宰牲酬愿，谓之悔罪做鬼。其入庙，则膝行股栗，莫敢仰视。理屈者，遗巡不敢饮，悔罪而罢。其誓辞曰:“汝若冤我，我大发大旺;我若冤汝，我九死九绝。”犹云祸及子孙也。事无大小，吃血后，则必无悔。有司不能直者，命以吃血则惧。盖苗人畏鬼甚于法也。”
乾隆年间曾任云贵总督的爱必达在其所著《黔南识略》一书中对“吃血”也有描述：“红苗…相争者，多以吃血解，或因本人吃血难凭，则指名其亲族某人吃血盟誓，名为点血，延巫请神以监之。大则宰牛狗，小则用鸡猫，吃血后永无反复，苗俗尚鬼故也。
苗疆苗民吃血设誓，小事即在寨上土地庙中，大事须至天王庙中吃血。“土地庙中吃血，又名吃鸡血，备公鸡一只，纸钱若干，滴鸡血于酒中，请巫师念咒，吃血设誓。”天王庙吃血，又名吃猫血，因须刺猫血滴酒中，饮以盟心。在天王庙吃血，必有中证，谓之监血人。由于苗族人信奉鬼神，他们相信，理亏者吃了血酒后就会受到天王神的处罚，轻要灾祸缠身，重则断子绝孙。为此，理亏者常因惧怕遭报应而不敢吃血酒，只有认错收场。
清乾隆初阿琳《红苗归流图》 开庙歃血图，描述了苗民到天王庙吃血盟誓的情景。
除了“吃血”，苗民常用的神判还有“捞油”。所谓“捞油”就是架一口铁锅，把油烧开，当事双方在油中把斧头捞出来，谁的手烫伤了，谁输；或者谁不敢捞，也输。实际上这里有个心理问题，苗民信天，理亏的一方的一方心理犹豫，烫伤的可能性大；或者根本就不敢去捞。
对于“捞油”陆次云在《垌溪纤志》中记载:“蛮僚有事，争辩不明，则对神祠热油鼎，谓理直者探入鼎中，其手无恙。愚人不胜愤激，信以为然，往往焦溃其肤，莫能白其意者。此习，土著之民亦皆从之，少抱微冤，动以捞油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