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年代朝廷幕僚严如熠在《苗疆风俗考》中说“苗人饮岩浆”，嘉庆初年的胡广总督汪志伊在《巡阅苗疆喜而有作》的长诗中，也说到苗族“饥饮黍梁渴汲泙”。苗族普遍喝生水的现象，使外人认为苗族只喝生水。实际上，苗族也曾有喝茶习惯。因为，在苗语中有“茶”这个词，苗族巫师在仪式时也常提到“茶”。
苗疆生产的谷物长期不足，他们也就具备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永顺县志》载：“(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辰州卫指挥尤钦与指挥吴山等督永顺宣慰彭宗舜、镇溪土官田应朗领兵征苗，入高岩立营。会署雨班师，量留永保士兵与镇筸五寨相兼防守。是时诸苗储食甚富，故据险抗命十二月”。
在历史上，苗族不断受到异族的侵犯，他们必须储食以抵抗，于是只得过着极清苦的生活。艰难的生活条件，逼使苗族无论男女均须竭尽全力方能生存，所以“苗耕男妇并作”(《永绥厅志》)。动了侧隐之心的汪志伊在他的长诗中写送：“可拎男妇力同罄。”几千年的磨炼，使苗族人具有出类拔萃的体格，虽然他们吃的多是粗粮野菜，但“男女赤足，健捷如飞，上山下岭间奔马不能及，荆刺毒螫不能伤”（《凤凰厅志》）。苗族的生存能力是极强的，严如熠在《苗疆风俗考》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苗族“虽屡经挞伐、草薙、禽狝，面山洞遗种，不数十年复满山谷”。严如熠对湘西苗族生存能力的这种描述是比较准确的，你征伐也好，像除草似的加以杀戮也好，象禽兽一样加以捕杀也好，遗存下来的苗民，不出数十年又会满山遍野都是。
在古代，苗族由于“屡经挞伐、草薙、禽狝”，如同割除野草，捕杀禽兽一般肆意讨伐屠戮，无所顾惜，所以“居无常处，室经死人即迁徒”
(《永绥厅志》)。这样，他们的居室也就极其简陋。苗族被迫从沃野平原迁入腊尓山苗疆，或刚开拓新的地盘，或其架木而成的陋室被焚毁的时候，只好在溶洞中栖身，而外族则讹传“苗性好居溪峒，不乐平旷”。因此，在历史上腊尔山苗疆苗族曾有“洞苗”的他称。
清代“苗民依山而居，斩木治茅以蔽风雨，其室卑隘。近亦有建瓦屋者。无层次定向，亦无窗扉墙垣，绕以茅茨；檐户低小，出入俯首”(《凤凰厅志》)。
苗族小康人家的住宅是三间正屋，一列偏厦，屋前铺岩坪，用土砖砌院墙并设有大门。一般人家则仅有三间正屋，旁有茅草盖的厕所，内设牛栏猪圈。小康人家以偏厦的下层作厕所，上层住人或堆放杂物。正屋一般脊高一丈八尺，进深二丈二尺，一律是五柱一排的木屋架覆盖青瓦而成。
苗民房屋室内的设置历史文献也有记载，《楚南苗志》有关清乾降年间苗族睡卧情形的描写:’…右一设火床床中女一火炉，饮爨饮食，及冬月男女环坐，烘火御寒。夜即举家卧其上虽翁婿开无间惟令夫妇共被.以示区别耳…”’
《保靖县志》载：“(苗族)室无间壁，翁姊子妇，兄弟姑妈，群处无避”，为了便于招待少则几十多则几百的宾客和纤纱上织机，苗族的住房普遍没有间壁，因此许多史料都讲苗族“群处无避”。外族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苗族的帐子。苗族的帐子与汉族迥然不同，它不光高大，而且染成不透光的黑色，帐门随时都是关闭的。无论翁姊子妇兄弟妯娌，谁须回避时，即躲入帐中。因此，苗族不愿他人随随便便地揭开自己的帐门。
苗疆的村寨极小，按照后来的学者对康熙五十一年人口和村寨数的对比测算，湘西苗疆每个村寨大致也就14户，50人左右；村寨间的距离约为4-5里地。所以苗民间一般活动的范围都在附近几十里地之间，也不用什么交通工具，都是行走。
羞涩的买卖人—从“井边交易”到赶圩贸易
苗疆苗民世世代代居于高山峻岭，过着渔猎农耕的自然经济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年四季都在地头田边，老林深山中忙忙碌碌，辛勤耕耘的人，才是为人的本分，最能得到别人的崇敬。男耕女织（最早是男猎女采，男人打猎，女人采集）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生产生活模式。
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他们对于打猎耕作生产以外的其他劳动，十分忽视。对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则往往视之为怕苦怕累、投机取巧、好吃懒做的人。苗民对于商品观念、货币观念、价值观念、数量观念都十分淡薄。对于等价交换，也不怎样明白其中的奥秘。至于如何去实现等价交换，更是茫然无知。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他们的生产观念十分狭窄。“养牛为耕田，喂猪为过年，养鸡为换盐”。
他们只知道生产用于满足自身需要的农副产品，极少想到或愿意把产品扩大为商品。偶有剩余，也往往愿意无偿送给亲朋至爱，左邻右舍。对于瓜果菱蔬一类农副产品，总认为是树上结的、土里长的、自己并没有付出多大劳动，自食以外，还应分给大家共同分享。倘若谁拿去集市出售，便会被说成是“重利轻义”的“吝啬鬼”、“小气人”。
苗族乡区，峰峦重叠，山高水险，田畴稀少，交通闭塞，陆道险峻崎岖，窄如羊肠，土路多，而石路少，绕溪越岭，时上时下，幽深险阻，回绝人寰，登涉艰难。”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交通十分不便。在这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的自然环境里，苗民出不去，外界的商人也极少进来。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了苗民与外界的联系，贸易活动也极少发生，商品经济的意识对苗区的渗透也因而十分缓慢。除了农猎生产劳动，“旧出而作，日入而息，凿而饮，耕而食”之外，苗民儿乎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一切，也无法了解外界发生的一切。
由于苗族所处地理环境所限，他们多散处在深山穷谷之中，不仅山高道险，交通不畅，而且生产极为落后，加之各朝廷人为的阻隔封锁，使他们特别是“生苗”与外界的交往十分困难。
清乾嘉年间的《苗防备览》记载:乾州高岩河西一带，与永绥厅的谷坡、张平、马扎、野保、汛排、岩溶及风凰厅的下土、空水、田溪、兰草坪等处，”“地极险陡，苗亦凶悍”，“其地与民境差远，中既隔以熟苗，外复环以土民。《凤凰厅志》亦谓:“生苗巢穴甚远，有重山以环之，有熟苗以间之，其去我民风马牛不相及。以致“久居化外，不通声教”。
直到明清之际，由于祟山峻岭的阻隔，加之经济落后，剩余产品数量少，可供与外界交往的商品极有限，相互间的贸易很少。因此史书中也多有苗族怯于交往，不善经商的记载。苗民经常是处万山包裹之中，素有“地非四达，鲜有贸迁”之称，而腊尔山苗民亦是只知“耕种山田，并无营贸生理。”
但这只是外族的表面印象，他们没有在在苗疆村寨中生活过，其实苗疆内部也有商品交换和墟场。如很早就出现了“井边贸易”—苗寨家家户户每天早晨要到井水边取水，利用这个聚集的机会便将货物于井边进行以物换物的买卖，这实际上是墟场的初级形式，只是因为苗疆社会发展缓慢，早期集市或者“井边贸易”一直处于简陋、零散和自发的状态。
后来生产发展了，私有财产增多了，“井边贸易”这种仅限于村寨内物品交换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还需要与外村寨和外部进行物质交换，但苗民一般羞于进行买卖贸易，于是你在苗疆常常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大堆农副产品放在路上，物主或站在路边远远低看着，甚至隐藏在附近的山林里，过路人若需交换，就把苗人需要的物品(特别是盐和铁器等)放在地上，而将原物取走，交换就算完成。但是这种交换往往是不等价的。偶有去集市出售农副产品的农民，总是躲躲闪闪怕见到亲戚朋友难为情。至于青年男女，更不愿上集市摆摊设点。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非上集市出售一些诸如红薯、板栗、鱼、肉之类，也往往由妇女，甚至是老年男女操办。而这些“生意人”也少有数量观念。他们的交易活动往往停留在原始的简单价值形态上。如他们出售农副产品，大都是论堆、论个，而较少论斤计两。卖牛论头数，卖猪也论头数，卖鸡鸭论只数，卖鸡鸭蛋也只讲个数，卖树木论莞数，卖柴论挑数，卖谷米论担数。
清乾隆时傅恒等人专修的民族图集《皇清职贡录》注意到了南方少数民族羞于入市交易，而由妇女交易的现象，对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商贸活动多有记载:“闻人民语辄趋避，畏入城市。…(妇人)常负藤囊，至墟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