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大体看出肖授等人在苗疆所筑的24堡分布范围，应是西北起自贵州松桃县及其同永绥、凤凰县交界一带，经铜仁、凤凰边境南下，绕过麻阳西北部、凤凰西南部，再北上经风凰东部地区，而至乾州南部和西南部。”
这些寨堡主要是“环其地守之”，其军事功能在于守，而其更重要的功用在于兼备监控“苗民”和情报收集。卫所屯军与当地苗民的并存与交流，则是寨堡功能的延伸，从而开创性地完成了依托寨堡而“因俗设置”的治苗策略。宣德五年(1430年)叛乱看似遍及湘、黔、川边区，声势浩大，但萧授能在大兵集结之后，只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擒拿首逆，一举平定叛乱。此中奥妙，不能不说与他在叛乱开始阶段并非一味派军进剿，而是只修筑“二十四堡”进行防卫有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卫所屯军深入“苗疆”长期驻守，这些屯军的任务一则辅助土司和土官展开对苗民进行教化和招抚，一则收集了苗疆各种社会文化信息。就实质而言，朝廷的政治影响和有效统治就此己深入到了苗疆腹地。但是，如此广阔的湖广西部苗疆，明廷之所以可以做到从容应对，仅对东南边沿的有限区段设防，则是完全得益于当地土司设置的配合，朝廷才能做到以最小的军事投入实现综合性的政治军事目标。明代中后期，朝廷一意将安抚湘黔“苗疆”的重责托付给永顺、保靖土司便是如此。
从此以后，明政府决定改变征剿的办法，建堡哨边卡防范生苗。无事则堡哨监视、威慑生苗；事起，则堡哨互为联络，结成防线，共同防御，齐力镇压。明朝廷并留官兵七千八百余人常年驻守。
怎么就管不住苗疆—延续十八年的嘉靖“苗乱”
显然，朝廷希望腊尔山生苗地区至少在土司控制下，不出来作乱？但为何湖广西部土司无法约束苗民？这里面确实有些门道。
首先就是苗族“无君长”、“不相统属”，没有一个总的首领，互相不相统属。
这不仅仅是苗族，西南的少数民族都这样。西南各族大多都有过自发性迁徙的阶段，尤其是刀耕火种、兼事采集狩猎的时期，他们需要经常寻找“好地方”来维持粗放的生计方式；而这种迁移很少一村一寨的大集体搬迁，而是一户二户或三五户搬迁，因此南方各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尤为明显。而这种频繁的迁移也影响到村寨的稳定性，通过这种裂变，村庄的规模更趋小型化，使权力更难以集中
苗族总处在不断动荡的迁徙中，而且这种迁徙是不断从富裕的平原地带向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迁徙，每到一个新地区，苗族先民又不得不重建家园，动荡迁徙对苗族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的。老话说，搬个家穷三年，苗民也因此普遍处于比较贫困的处境，难以产生比较富裕的家庭和家族，大家都差不多，大地主都很少，也没有大的部落，也就无法产生出像部落酋长之类的首领。
当然，“无君长”、“不相统属”，并不表示明清之际“生苗”没有大的家族。如明正德年间(1506- 1521)腊尔山地区筸子坪苗地主龙真，就因其“宗强服众”，有一个比较大的宗族，被朝廷委任百夫长。明万历年间(1573- 1619)地处腊尔山中心的松桃厅罗金寨地主吴老久“为诸苗雄长”，称霸湘黔边界，连泸溪、溆浦、五寨司、铜仁有不少人投靠于他。
后来的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在《黔书》亦载:“凡出劫，富者出牛酒以集众，有获则中分之;遇杀死，出银以偿之。”从这描写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富豪策动了行劫。
但是这种富裕的家族都还没有力量大到足以统治苗疆的程度。而总的来说苗民具有崇尚自由、不受拘束个性，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所苗疆管理只是每寨有个寨长，往上就再没有谁管了，苗区无王，使异族统治者进入苗区后不知道该找谁。
关于这个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也就是说，苗寨有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有能力的人（武能打架文能讲汉话）则推举为寨长；再有一宗系就再推自己的寨长。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以人的能力为当官的唯一标准，从来不搞其他部落世袭制那一套。
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
苗疆根本就没首领，所以也很少有苗疆苗民的统一行动。
查阅明代典籍，总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腊尔山苗疆的“苗患”，几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才刚刚报捷，平息了叛乱，叛乱又起的奏章接踵而至。
我们以嘉靖“苗患”为例看看这个现象。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铜仁长官司旦逞寨吴朗拱“纵酒捆缚佃户”，激起苗民愤怒，引起事端。是时官府差人前往追查，不究事由，认为是龙老恰、龙党叟“藏匿”铜仁司、平茶司“苗人纠拽所劫财物”。镇筸守备陈表便令土官田兴爵“诱出二苗（龙老恰、龙党叟），擒解辰沅”。三年后，龙党叟获释，龙老恰却“毙于狱”。龙老恰之子龙母叟遂与亚酉等寨苗头龙求儿等联合铜、平两司苗民攻击边境油蓬、平头、五寨等处。
嘉靖十九年（1540年），五寨和镇溪苗民龙答保、龙柳贵起义响应，两军联合，把事做大了。三月，湖广辰沅兵备副使李瑜调平溪（玉屏）卫都指挥高冈凤同朱衣率保靖兵600人，委沅州卫指挥周保领永顺兵400“征剿”。招抚排即、孟叟、亚保、回岩口等11寨苗头龙远、吴得苟等随军征讨，生擒龙答保等77名，俘苗属52名。李瑜又遣辰州卫守备尤钦、傅启忠同平溪卫高冈凤领兵1000人，再次进入腊尔山镇压，斩杀苗首28人，生擒1人，龙答保余部败散。
接着，松桃岩拉苗民龙许保（民间称龙四波）与邻寨吴黑苗再度率众起义，首先攻占平头司、省溪司，后又攻陷思邛司，俘知县徐文伯，随后又率兵攻下石阡府，掳走了推官邓本忠，知府张邦瑞携印逃脱。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龙许保率义军7000余人，前卫扮着明军更卒，诈开思州府城，俘知府李永简、知事王明谦及官员若干名。吴黑苗带领另一支义军队伍攻打施溪长官司，冲陷营垒，俘虏指挥张韵等臣。龙许保、吴黑苗所到之处，俘官夺印，毁狱纵囚，深得各地民众拥护。一时间，贵州、湖广、四川边境各族纷纷响应，起义队伍风起云涌。
其间，龙母叟、龙求儿再度发起攻打麻阳县城，生擒知县朱崇芳。“龙求儿称苗王”，“南结贵州土僚，西诱四川诸蛮，连延三省，…官兵不能制。”平头苗民龙子贤、镇筸苗民龙桑科起义，以腊尔山为据点，先后活动于周边各城镇。龙志保、龙角马义军一部，奋起攻打万山…。
明廷为之惊恐，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遣都御史万镗调永保、酉平等处明军11700人马，令辰州卫守备尤钦，指挥吴山、何清，沱州卫指挥叶森督永顺宣慰使彭宗舜及镇溪苗官田应朝领兵入高岩立营。守备铁冠、辰州卫指挥贺凤、陈官督保靖宣慰使彭董臣，竿子坪苗官田兴爵等领兵入枹木坪立营。其间，共计调集明军3万余人进剿义军。明军所到之处，焚烧村寨，枉杀无辜老幼妇弱，激起广大苗民的极大愤慨。
嘉靖二十五年，明廷又从湖广调兵3.6万人，共同会剿，只半年时间不仅损兵折将，亦浪费饷银24.75万两，征剿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