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是每口必需，生苗所处的自然环境恶劣，其生产方式落后，能获取的生存资源少，生计艰辛，难以为继，生苗必须为生存拼争，所以食物才是生苗经常需要努力争夺的。盐是生苗生活所需的口用品，而食物则是生苗生存的必需品;盐是生苗本身无法自给的，而食物是生苗本身无法自足的。既然通过正当的途径(例如贸易)无法满足生苗生存、生活的需求，那么掠夺、抢劫便成为其合理选择。

当生存资源少，人难以依靠正当的途径获取的时候，只能非法攫取。从生苗的生存状态来看，生苗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且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冦边的发生表明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生苗区的土地资源不能满足生苗生存所需，也就是说人多地少。所以从本质上乃是人地矛盾尖锐的结果。

明代腊尔山苗疆人口记载不详，但苗人人口增多则是确凿无疑的。“隆庆、万历以来，苗种日繁。”“除苗民自身人口增多外，移民是苗疆人口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政府在苗疆设卫所，迁徙诸多军户，随之而来的是众多民户。

洪武年间，腊尔山苗疆接受的民籍移民8.8万人，军籍移民5. 9万人。民籍、军籍移民共14.7万，占腊尔山苗疆总人口的1/5以上。苗疆的汉移民凭借自身的文化经济等优势，渐渐发展起来，不断与苗民争利。

生苗与明朝廷的频繁冲突其实质是苗疆尖锐的人地矛盾的反映。

在明政府眼里，生苗的掠夺行为是对朝廷权威的蔑视和挑衅，也是对朝廷统治的威胁和挑战。这是明政府无法容忍的，故明廷屡次派兵镇压。而随军屯而来的汉民不断与生苗争田夺土，进一步挤压了生苗的生存空间，加剧了生苗的生存危机。这一切都是随着明政府统治的深入而来，生苗反抗的矛头也就自然地指向了明朝廷，所以生苗与朝廷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常态。

萧授的计策—深入苗区的“二十四堡”

苗疆在五溪原本地域非常开阔，肥田沃土，江河纵横。在明朝的军事镇压下迅速萎缩着，明朝采取的是先驻军，接着开屯，继而大规模开发的策略，步步为营，向苗族聚居区腹地推进，当然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苗民不断反抗。、

为了消除频繁的“苗乱”，明政府不断派兵镇压。但生苗旋剿旋叛，不胜其剿，苗疆连年用兵，明廷不胜其累。叛乱，叛乱又起的奏章接踵而至。

当时的地方官员也不断想着办法，解决困局。

早在永乐三年(1405年)，湖广都指挥谢凤等，就曾奏请于“苗疆”“要害之地，筑堡屯兵”，以此来防御“生苗”。此次筑堡是否实施，效果如何，史籍上就没有记载了。

有记载最早在“苗疆”筑堡屯兵的应是萧授。乾隆《湖南通志理苗二》记载:“宣德六年，镇筸苗酋龙三石、计聘等纠结贵州铜仁、平头诸苗为乱，命都督萧授、都御使吴荣率汉土兵一十二万讨平之。班师后随叛，诏缓等各戴罪征讨。乃冒暑夜驰直抵池河箭营，掩杀过半，贼党窜伏深篙，围久诸苗出降，乃设湾溪等十堡，拨军防守”。

又《苗防备览》载“宣德五年(1430年)庚戌，筸子坪长官吴毕郎等，与贵州铜仁诸苗为乱，总兵官肖授筑二十四堡环其地守之”

萧授（1355—1445年），字安民，江西省吉安府吉水县杨柳街石灰巷人。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二十四岁的萧授应试中江西武举。在与元残军征战中初露锋芒。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编入南征军，随元帅傅友德南征入黔。时年二十七岁。当年，明庭置贵州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司，领一宣慰司、一州、一县、八府、三十九长官司。萧授领安顺军民府十二营长官司长官职，驻兵习安（今安顺市）。

当时，明廷的主要军事目的，在于追剿向北逃窜的元朝残余势力。南征主要出于巩固后方、解除后顾之忧的政治目的。由于萧授的主要思想是使人民安定，其对明庭的“土流并治”方略施行格外有方。社会效果显着。民间对其则以“安民将军”尊称。

永乐三年（1405年），朝政清明，进入“永宣盛世”。明庭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处、地僻处、输粮艰难处，带兵百人屯田者委以百户；三百人者委以千户，五百人以上者委都指挥提督之”。“垦荒归已，永不起科”（不交赋税）的特别优惠方略。鼓励在无战事的和平环境下，官兵开荒屯田。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军屯田、军转民，开发贵州蛮荒的农垦运动。萧授遂屯田于陇格支（今安顺平坝二官寨），就此定居。

永乐十六年（1418年），萧授因在“土流并治”中优抚得当，在“改土归流”中平叛战功卓著，官升至都指挥同知，右军都督佥事,并“授充任镇守湖广、贵州总兵官”。时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