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境内战事不断，造成了贵州境内军饷的不足，每当遇有战事，就不得不从外省输入大量的粮食以供军需。明朝政府指定从四川和湖广运送粮食，其数额庞大。
为了缓解严重的军粮短缺，明廷对贵州采取了四条对策：其一是把临近湖广的卫所，平溪、 清浪、镇远、偏桥四卫交由湖广都司统辖，以减轻贵州地区的养兵压力；其二是将兴隆 平越两个位于当时四川境内的卫所，交由贵州都司统领，但养兵的给养由四川省承担；其三是实施 协济，也就是对贵州军费开支的不足部分，由内地省份出钱出粮支助其四是实行盐引开中 让商人将粮食运到贵州供作军粮使用，由贵州各卫所收粮食的多少，向粮商发给相应的盐引，作为收到粮食的凭证，商人可以凭借这些盐引在产盐的地方，换取食盐发卖获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朝廷甚至还拨钱给沿线各土司，要他们替朝廷买粮食，保管贮备起来，听卫所调用为了作长久的打算，明廷还将卫所附近的土司领地，通过协商划拨出来，交给卫所屯田自给。可以说，明廷能想到的办法都用尽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整个沿线驿路安全的维护。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迫使明廷不得不考虑在设省基础极其薄弱的贵州地区强制设置行省。
这时明朝廷的行省，设南北两京师，加十三个布政使司，合称十五省。贵州独立建省不仅早于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华北的河北与今北京、天津同为直隶，称京师天东三省，甚至早于华东的江苏、安徽，华中的湖南、湖北。因为此时今江苏、安徽属南直隶（亦称南京），湖南、湖北还未从湖广布政司分出。
按说，明朝初年战乱初平，等着要办的事很多，但明成祖朱棣断然决定在贵州这种边远荒芜之区设省建制，将其作为第13个行省来管理经营。这一决策，既让当时的朝中诸臣困惑，也令后世的史学家颇费思量。
到底什么时候建省，还要选择一定的时机。明代在贵州实行强制军管下的护路成效并不牢靠即便是土司内部纷争，这种纷争尽管不是针对明廷，也足以动摇脆弱的驿路运行，其结果明永乐九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今岑巩）宣慰使田琛为争夺铜仁、万山一带的“沙坑”（朱砂矿井）而爆发战争，从互相攻战酿成到最后叛乱。明成祖以此为契机，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派遣贵州都指挥使顾成将军率兵5万平息动乱，断然宣布废除思南、思州两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将其他分设八府四州一宣慰司（八府即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铜仁府、乌罗府、镇远府；四州即镇远州（后并入镇远府）、安顺州、镇宁州、永宁州；一宣慰司即贵州宣慰使司。后增设贵阳、安顺、平越（今福泉）、都匀四府。同时，在贵阳设立贵州布政使司。
明初行省实行三司制：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都指挥使司相当于省军区，提刑按察使司管司法监察。后来才有总督、巡抚之设。所以，成立布政使司，即标志贵州行省的建立，这个“省政府”，比“省军区”晚建31年。可见，贵州建省，首先是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刚建省时，面积比现在少三分之一。黔北、黔西北许多地区还归四川，黔西南有些地方属广西。省域主要包括东面新开八府，西面的贵州宣慰司及安顺等三州，驿道一线相通，状如一个哑铃。全省总人口不过一百多万，财政收入稍比江南一个大县多一点而已。
贵州建省区域图，其形状就是为护卫西南驿道，其卫所设置及以后形成的中心城市也是沿驿道两旁排列。
其实永乐年开设贵州后,就原有思州、思南两土司地设置为八府,这些府同样是空架子,其下属全是一批中下级土司,行政财务司法都得靠土司中转。虽设置为府,实质与中下级土司管理无异,同样谈不上有任何正规的税赋收入和应役人丁。作为省府的贵阳,本是一省的行政机构的核心所在,亦无府州县的建置,一省首脑不得不直接经管基层民事,支撑行省浩繁的财政力役均无着落。由于财政收入鲜少,应役的人丁严重不足,因而在明代中期以前,历任贵州省级长官的薪俸往往不在贵州领取,而在其家乡拨支 ,或者在卸任的同时,于归途所经的州县支领。
这就有点奇葩了。设想一个省级官员，连工资都领不到，要在卸任时边回家边在路过的省份领工资，甚至回老家去领。这根本就不像一个省，明代设置贵州省显然不是为了财政收入的增加 ，说来说去就是为了这条叫“一线道”的西南驿道。
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的《黔记》队贵州建省原因目的一语道破:“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清初顾祖禹《贵州方舆纪要》也说:‘唯是滇南北上，必假道兹土，故疆理制置，不容不亟焉”，“开一线以通云南”，多半的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驿道咽喉和明朝廷的治策
西南驿道有一部分在贵州，入口处却在湖广。
“湖广”作为省始于元朝，当时称“湖广行中书省”。不过元朝的湖广行省管辖着广西大部和广东的一部分(广东大部分属于江西行省)，明朝将元朝的湖广行省一分为三，分置了湖广、广东、广西三个布政司，其中湖广布政司的辖地基本上是现在的湖南、湖北两省地区，辖地虽然有变，但“湖广”的名称未变。
贵州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而这条大通道在起点—湖广的沅水流域和湖广西部苗疆就更加重要。
自洪武年间贵州开设卫所以后，永乐时期又增设了府、州、县，它们大多散布在一线道上，这些卫所和府、州、县逐渐形成商业活动频繁的集市，一些大集市进而演变成沿线重要的古城镇，在湖广通往云南的主干线上，每年过往马匹不下三四千匹，往来商旅、运夫不计其数，沿线城镇自然成为与中原经济联系的纽带。如湘黔驿道人黔门户镇远，素有“水陆驿站”之称，城内有来至江西、湖广和南京的商人，云南的铜、锡从普安人黔后，经过二十余站到达镇远，再改走水路运至湖南常德。又如滇黔驿道上的普定和普安，城内商贾云集，物产富饶，市场内尤以大宗牲畜交易较为发达，大量马匹交易在此产生，马匹一部分是进贡京城。《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十二月甲寅，贵州都司送所市马四百匹至京师”，又“洪武十八年正月癸酉，四川、贵州二都司送所市马一万一千六百匹至京师”，另一部分则是贩卖给云南。一线道的畅通成为滇黔与中原商业活动和贸易往来的前提保障。
沅水上游的腊尔山苗疆地处川、粤、黔、楚交通要道，但因其“不籍有司，且无土司管辖，”而造成“官民自黔之黔、之楚、之粤，皆迂道远行，不得取直道由苗地过”，这样，便阻碍了川、粤、黔、楚等地的交通。从湖南出发，穿越贵州，直抵昆明的三千里援助西南的经济大动脉就处在苗疆“生界”的左境。苗疆军事战略地位于此可见。
这样历来不太受朝廷关注腊尔山苗疆，作为中原通往西南的过境通道，由于朝廷对西南地区的治理需要变得重要起来，引起了关注。
明代“一线道”和腊尔山苗疆位置图
为了保证西南驿道入口处的安全，明朝廷把用在贵州那一套也用在了湖广苗疆。
在湖广交通云南的驿道中，沅江航运的通畅至关重要。苗疆正好位于沅江沅陵至芷江段西侧，众多支流均发端于苗疆境内，因而防止苗民顺支流而至沅江，控制沅江进而控制湘黔交通一直是明王朝关心的问题。
明王朝也用了卫所构筑湖广西部驿道的防线。虽然沅州卫、靖州卫已于洪武元年和洪武三年分别设置，但再次大规模的想湖广西部和贵州交界处设置卫所则在洪武十八年以后。洪武十八年四月，“置五开卫指挥使司”，接着又在其后数年内陆续添置平茶、平茶屯、中潮、铜鼓、新化亮寨、黎平、隆里、新化屯等八个二级守御千户所, 然其主体皆在贵州境内。二十二年七月，“置湖广镇远卫指挥使司”。二十三年三月，“置平溪卫指挥使司于思州”。四月，“置清浪、偏桥二卫指挥使司于思南宣慰司之地”。
在这条入湖广驿道的咽喉上苗疆区域，沅州、辰州、清浪、镇远、偏桥五卫，这五卫都一直归湖广都司统辖，但后三卫却全部设防在贵州辖地内，使得湖广西南与贵州交界地区, 卫所棋布, 重兵列戍。其中, 沅州卫、平溪卫、清浪卫、镇远卫、偏桥卫正处于湘黔交通线上;辰州卫北与永定卫相呼应，西辖镇溪军民千户所而控扼永顺、保靖二司, 南接沅州卫, 在澧州、常德、辰州之枢要位置, 军事位置相当重要;靖州、五开、铜鼓三卫在湘黔交通线以南形成了一个彼此呼应的三角防御态势, 尤其是黎平府, 府隶贵州, 卫隶湖广, 体现出建置管理方面“犬牙相制”
的特点。这些卫所这么密集地沿驿路主干线布局设置，除了便于军需补给，往来调兵应援外，就是充分考虑了拱卫驿路畅通的战略作用。
明代贵州和湖广西部“一线道”沿线"边府和卫所的设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