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驿道到底哪年开通，史籍没有记载。但大德初年八百媳妇（元傣族部名,现泰国清迈与缅甸掸邦一带地区，传其土王有妻八百多，各领一寨，故称“八百媳妇国）等地区动乱，朝廷于大德五年(1301)调湖广、云南兵前往征讨，湖广兵命左丞刘深取道顺元八番进讨，虽然未到云南，但由“取道顺元、八番”，可知由普安路往东达湖广的驿路已通标。由此可知，普安道的贯通大约在至元三十年(1293)以后至大德五年(1301)以前这一段时期中。
云南中庆（今昆明）与大都的这条“西南大通道”，历史上有多重称呼，元多称“普安道”、“入湖广道”，明代由于重兵沿线护卫，常称“一线道”，贵州建省后称滇黔驿道，其后甚至称“西南驿道”的就是这条驿路，足见其地位重要，自西向东连通云南行省的中庆、杨林、马龙、曲靖、塔刺迷、普安、普定、湖广行省的贵州、葛龙、麻峡、黄平、偏桥、镇远、沅州、辰州、常德，这条古驿道在元明清时期，一直影响着云南、贵州、湖广三大土司区的交通格局。
由于该条道路”少山势和烟瘴，且道路平稳!，因而过往使臣太多，致使马匹困乏，站户劳累，为了缓解这种状况，至元二十九年镇远以下还设了水道。这年十一月初十日，湖广行省咨，八番宣慰司呈：“见管地而相接云南、交趾、溪洞诸国，正系冲要驿路，相离本省往复七千余里，但遇使臣频并，站马不敷!今拟自岳州西抵镇远府，设立水站二十四处，除紧急使臣乘骑铺马外，据赴北朝，见蛮官进贡货物，并缓慢使臣，应付战船，实为便当，请照验事”。也就是说从镇远沿沅水而下到岳州西设立了水路驿站二十四站，快件仍然走陆路马铺，一般公务和地方官员和土司朝贡都走水路。
这条驿道到常德后与江陵大道相连，自南而北连通湖广行省的澄州、河南江北行省的公丨安丨、江陵、荆门、襄阳、谷城、陕西行省的商州、蓝田、长安、华阴、渔关、河南江北行省的河南府路、郑州、中书省的卫辉、彰德、邯郸、顺德、真定、保定、遂州、琢州、最后到达大都（今北京）。
元代“入湖广道”开通之后，其影响巨大，成为西南边疆联系内地的首选官道。元朝置驿的首要目的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但驿道既通，官民往来及蛮夷入觐亦可利用，老百姓也往往借助驿道经商和迁徙。云南诸族利用驿道赴京进贡的情形相当普遍，甚至造成“乘驿泛滥”，统治者被迫下令限制。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世祖诏:“云南边徼入朝，非初附者不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所谓 刍豆，即草和豆，古代指牛马的饲料。不是初次赴京进贡的驿道连车马的饲料的不给了，可以想象驿道上车水马龙的景象。
元代云南至湖广的道路开通后，明清时期内地移民进入云南主要经过此道，自贵州至云南，在以入京大道为轴心的两侧坝区、盆地和城镇，居民主要以汉族为主，南北两翼的山区则聚居着苗、瑶、彝、壮等民族。云南经贵州达湖广的驿道，乃成为西南边疆联系内地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命脉道路，附近郡县驻地为重镇的结构初步形成。
从羁縻到土司—元代湖广西部苗疆土司的设立和调整
元朝对西南的治理是沿袭唐朝的羁縻制度，任用土司来完成的。元朝先后设置了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机构，其中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担任司职的，往往称为土司。
土司制度治理原则是“道在羁縻”，从这一点看，土司制度是羁縻州制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实质是相同的。但羁摩治策自形成之初便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元代从“羁縻”制到土司制转变的原因。
首先羁縻州和宗藩体制和有点区分不清的现象。唐朝常常把邻邦的君主称为王、侯或将军、都督等职的记载屡见不鲜，而羁縻州的首领也经常是这么称呼的。
所谓宗藩体制下，是古代以中国为宗主国，一些小国为藩属国的体制。在宗藩体系之内，天朝除了获得大国的声威之外，实际收获非常有限。作为属国的小国获得了抵御外忧内患的强大外援，可以节省下为保持庞大的武备力量所必需的开支。因此他们也很愿意依附于宗主国，并不断强化这种宗藩关系。
羁縻州与邻邦本质上完全不同。这种模糊不清的政策，常常造成中国古代边疆地区属地不清，边界线不清的现象，说得通俗点，既然是羁縻州还是宗藩国都不清楚，那这块地是不是中国的也都像一团浆糊了。
而实行土官土司制度后，土司区和宗藩国的区别一下子清晰起来了。元朝在云南行省、湖广行省大量任命土官，却并无在安南、缅国和占城设置土官的记载;对这些表示归顺的邻邦，则实行派遣达鲁花赤(印官)、令君王朝觐、岁纳贡赋、子弟为质及编民出军役等规定。可见蒙元统治者认为土官仅适用于王朝的边疆地区，对臣属邻邦则另有应对的措施。以后的明清时代都与元代大致都这样区分了。
还有羁縻州难以解决与经营边疆相伴的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古代用兵在交通、军粮与辎重的供应、军事劳役等方面都很困难，使经营边疆中高成本、低收益的现象十分突出，并成为一些朝臣反对经营边疆的理由。
唐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上疏反对征民远戍疏勒四镇，并说若用武荒外，竭府库之实以争晓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乃秦皇、汉武之卤莽所为。其言颇有代表性。武帝晚年后悔早年征伐，不许在西域增戍卒置屯田，并为早年征伐颁罪已诏。唐太宗则说前代帝王招徕绝域，无益于用而病弊百姓，“劳百姓以取虚名”之举为己所不取。
在古代社会前期，经营边疆得不偿失的看法十分流行。在这一背景下施行的羁縻治策，明显具有内收与保守的倾向。元以前的历朝实行羁縻治策，既是对朝野舆论的回应，同时也回避了经营边疆所存在的成本与效益极不对称的问题，使这一问题长期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