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生产技术非常原始。而他们独特的语言、服饰和习俗又妨碍着他们同其他民族密切交往。频繁地向深山迁徙更使民族间的交往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因而原始的耕作技术也由此长期地延续下来。
而那些迁徙不定的苗民，他们是“后来者”，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又十分贫穷，他们不得不佃耕其他民族土地占有者的山林或土地。史籍上记述他们为汉、夷等民族“佃田其间”。他们“散居山谷，架木如巢，寝处与牲畜俱，无卧具”。同样过着“以麦稗杂野菜，终身不稻食”的不安定的生活。为了能吃饱饭，往往借债或欠租，当“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时，他们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造反，群起反抗，甚至发展成农民起义。苗族历史上千百次地反抗斗争，主要起因就是到了难以糊口活命时而爆发的。另一条路就是迁走，实际是逃走.这种迁移，大多是一家一户或几户，多时可以一个家族。人数虽不多，但却是经常发生的。史籍上记载:“转徙不恒，为人佃，负租即逃”反映了这种迁徙频繁情况。
这种携家出逃，是一种被迫的迁徙，不可能有从容的时间选择目的地，往往只能向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之所进发，加入了频繁迁徙的人流之中。
经济原因引起的迁徙，大多要寻找选择新的目的地，尽管途中历尽艰辛，却充满着乐观的情绪和美好的希望，它不同于躲避政治动乱的逃亡。由于迁徙的原因大多是为了寻求生存最好的地方，因此，苗民在古歌中较乐观地述说了它的讨程。
这些迁移，一般都是小规模的，不显见的，是较为频繁的、渐进的、小股的、络绎不绝的迁移，也不见于史籍记载，往往仅流传在迁徙着的苗民中，然而它却是全局性的。积无数次小的迁徙，集成为地理和历史上的大迁徙。
苗族的迁徙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他们迁徙时随身携带的衣物粮食有限，沿途又有大量消耗，开垦山地的生荒地更要忍饥挨饿地劳动。时隔数年，他们又要再次迁徙，使他们变得越来越贫穷。
迁徙还造成居住区域的极端分散和各支系间的长期隔绝，政治力量和语言都难以统一，方言差别很大，彼此之间不能交流，民族的力量难以强大。迁徙还把粗放的耕作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带到四面八方，而深受其害的还是不断迁徙的苗族人民自己.因此，苗族历史上的无数次迁徙，不外是一部民族苦难的历史。
苗族的迁徙像“河里的鱼逆水而上”，从大河边被赶到小河边，从小河边被赶到小溪边。一次又一次的创业，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向更贫瘠的地区迁徙。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苗族的先人当年是如何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告别昔日的家园，一步步深入猛兽出入无常林深不见天日荒无人烟的苗疆生地。
西南驿道—云南“入湖广道”的开通
五溪苗民大量迁徙和同化，宋元以后，在原五溪地区留下来的苗民主要就在腊尓山和雷公山两个生苗区了。
腊尔山苗疆宋代以前作为“羁縻”之地，一直没受到朝廷的重视。直到元代西南地区一条重要驿道—云南“入湖广道”的开通，腊尔山苗疆作为这条官道的入口，引起了元朝廷以及后面的明清几个朝廷的注意。腊尔山苗疆也是从这时起，从湖广行省的一个荒蛮边远之地，变成了一个入口和咽喉之地。
云南“入湖广道”的开通与从元朝廷对云南的重视有关。
云南虽地处边陲，但在历史上建立过包括今天云南大部及贵州西部一带在内的南诏、大理等割据政权，独霸一方，威胁中原。
唐代云南境内的南诏政权不仅成为与突厥、吐蕃、回纥一样可以与唐王朝抗衡的民族政权;更在咸通年间向唐朝边境发动战争而激起了唐朝桂林守卫士兵的哗变，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唐末黄巢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唐王朝的统治，时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总结。同样，两宋时期，宋王朝没有处理好与云南地方民族政权的关系，为蒙古政权南下灭大理国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对南宋形成了两路夹击之势，落得溃退海边，小皇帝跳海自杀的下场。
以史为鉴，元统治者十分清楚云南的重要性。蒙古凭借军事立国，看重兵力多寡与迂回包抄等用兵要素，于宪宗二年(1252)蒙哥汗命弟忽必烈与大将兀良合台，率10万兵力绕道西北远征大理国。大理国既平，兀良合台率四王骑兵数千与云南土军万人，横扫广西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大体实现原先的战略设想。
元朝统治98年,其中忽必烈在位的31年，是元朝奠定国基及堪称繁荣的时期。率军亲征云南的忽必烈也结下云南情结，遣称“云南王”、“梁王”的蒙古宗王多人镇守云南，还尽力提升云南的地位。至元十一年(1274)云南行省建立，为元朝较早的行省之一。云南行省辖地辽阔，包括今云南省、贵州西部、川西南以及中南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云南行省的置建，结束了云贵等地长期隶属四川行政管辖的历史。
元朝廷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交通驿传的设置，元朝设置驿传最初的目的是“宣布政令，通报军清急事”，即元代站赤的主要职能仍是军事调度和通报边情，便于中央政令的下达和各地下情的上报。但亦为官民行走边疆诸族朝勤以及商旅往来提供了很大方便。
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监国托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
元代以前云南与内地的交通线很多。但汉唐皆以关中为帝王之都，因此，西南边疆联系都城的交通主要都是经过四川达关中的通道，其南段即汉代的“零关道，、“五尺道”，唐宋时称为“清溪关道’、“石门道”，都是南北向的驿道，云南在南，首都在北。
北宋都于开封、南宋都于临安，表明全国政治中心开始东移。
元代首都东移更彻底。蒙古攻取大理政权之初，其都在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尔和林)，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迁都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1273年，元朝正式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都代替漠北的和林而成为元朝的首都。
不仅仅是首都的东移，到了元代，经过对大运河的整修，使南起杭州、北至大都的大运河全线贯通，大都成为交通网络的核心，百货云集，所谓“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元代全国经济中心也彻底转移到了大都。
元代首都和经济中心的东移对西南边疆交通格局的影响十分明显，原来的四条官道的方向都是南北向的，即从云南到四川最后到关中，现在问题来了，到了关中离大都仍然遥远，怎么办？
从云南斜插湖广到大都显然是一条更经济的捷径，作为西南边疆国家官道的“入湖广道”的开建纳入议事日程，一定程度上正是元朝定都大都、全国政治中心东移的结果。
辟修这条驿路的建议提出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这年四月，四川行省备右臣耶律秃满答儿上奏朝庭:“本省南接云南所管普安路见立马站，东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尝令总把孟皋直抵云南、湖广两省立站地界，相视得普安路迤东罗殿、贵州、葛龙俱系归附蛮夷，隶属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接连湖广省所辖新添地面，安立一站，至黄平、镇远，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达江陵路”。
朝廷得到他的奏章后，“中书参政刺真、参议哈答等具奏，且乞遣使诣云南、湖广行省详度可否，然后施行”。皇帝准允了他们的奏请，而后“都省钦依遣使诣各省会议去讫”。
耶律秃满答儿奏请开通这条驿路时，其途程经涉三省分属，三省的各段开通时间不同。据耶律秃满答儿所说可知，云南通内地驿路已经辟修了从普安路(治今贵州盘县县治东)出境，已设立马站，湖广行省所辖的辰、沅、靖等州也已置立了站赤（驿站的蒙语音译，本意为司驿者，即管理驿站的人，兼指站官及站户），只有中间四川行省管辖下的一段需要进行整治。
元代云南入湖广道昆明—沅陵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