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战乱和朝廷清剿，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五溪也是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不断迁徙的重要因素。

五溪的沿河平原其实是很肥沃的地区。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六)记载:“辰州之南江(锦州)有良田数千万顷”。《宋史、蛮夷传》记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胰，多水田”。

经过两宋时期的开发，迁居沅水中上游地区的移民数量己经大增。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至正二十七年(1290年)，辰州路有416115人，沅州路有243160人，靖州路有132745人，三路共计己有792020人。由于当时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基本尚未开辟，户口也未计入，故这79万余人口中，大多数应为汉族移民及其后裔，其分布地区主要还是沅水中上游河谷、盆地及丘陵。在汉族移民的挤压下，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不断缩小并向山区退缩。

总之，到元代之时，汉族初步确立了在沅水中上游的主体民族地位，汉族数量大增，最终确立了在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除了往云贵等远处迁徙的外，五溪苗族中的一部分人受“招抚”归顺了朝廷，在沅、酉、武、辰水之间的穷乡僻岭中定居下来，世代承袭，成为了今天沅陵、古丈、泸溪和辰溪一带自称“果雄”的“瓦乡人”和麻阳、泸溪一带的“熟苗”。

五溪蛮后裔的迁徙是十分频繁的，但总的趋势，先是由北而南，后自东向西。正如许多地方志所载:“苗人…即古之三苗，自琢鹿战后渐次向南辟居，以滇黔为最多”，“苗人，其先自湘窜黔，由黔入滇，其来久有”。这些记载反映了南蛮历史上迁徙的大致方向和路线。数千年来，南蛮后裔辗转流徙，先后与多民族交错杂居。渝南、滇东北苗族妇女的百褶裙上，有三大条平行的花边。据说上条代表黄河，中条代表长江，下条代表西南山区的河流，以此顺序来刻印自己祖先的迁徙历程。苗族为了不忘祖先，婚嫁喜庆中，新娘在送亲者的陪同下去新郎家成亲时，无论夫家住在何处，均须绕自东方进屋;老人病故开路时，巫师须将亡灵指引回东方故地与老祖宗会聚;安葬死人时，尸体横葬于山腰，头一定朝向东方。这种葬俗在黔西北、黔东、黔北一带都存在。西南的苗民用史歌和各种习俗来记载自己民族的历史，保持着对东方故土的怀念。

选择—依阻山险还是霑沐王化？

五溪蛮的相当一部分人，确实因五溪的动荡和战乱被迫离乡背井，逐步沿沅水及酉、武、辰等水而上，继续向西．西南流徒。

但是战乱和外来移民并不是五溪苗族迁徙的唯一原因。经济因素和苗族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导致其从五溪肥沃的地区走向高海拔地区的因素之一。

首先是经济因素。

《宋书》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又说“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由此造成一些宋民逃入蛮中以避赋役。刚刚“顺附”王化的蛮民，往往承担仅具象征意义的义务，随着朝廷统治的持久，这些义务会变得越来越重，最终不仅赋调大大增加，而且还要承担各类名目的徭役。

《晋书》所记的“户调式”有涉及夷人义务者：“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见西晋户调法令中对不同的夷人有不同的义务规定，却是确切无疑的。这些不同从字面上看仅仅在于远近，夷人承担赋税的轻重与远近成正比，越远就越轻，越近就越重。而这里的远近显然不仅仅是空间，还主要体现在朝廷管理程度的不同，

所谓“远夷”、“远者”和“极远者”，尽管义务轻重有别，毕竟都已接受朝廷管辖，和所谓“依阻山险，不纳王租”的生蛮，以及所谓“户口不可知”、“不供官税”的强蛮，显然是有很大区别的。那种完全不承担朝廷税赋的蛮群，在史书中被称为“生蛮”。

朝廷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生蛮变成降蛮，而降蛮之中，又需要把“极远者”变成“远者”，最终要把所有的“远夷”改造成“近夷课田者”。从蛮族的立场来看这一过程，就是被逐渐朝廷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些底层苗民被迫在原有的社会内的种种负担之外，添加新的、越来越沉重的经济负担。

对大多数苗民来说，当他们越来越深地进入到朝廷统治之下，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步步陷入到愈来愈严酷的赋调徭役的深渊中。面对这种局面，相当一部分苗民选择了抗拒。而这些难以成功的抗拒通常也仅仅局限于逃入深山，依凭险阻。而朝廷理所当然视这种抗拒为反叛，因而对策只有武力镇压一种选择。

后来的黔东南流传的《造反歌》唱道:"久远的年代,辈辈传下来,天公降大灾,官家逼税债".，苗民为了活命,只有大批的逃迁,但所到之处,适宜农耕的山谷,平地早已为他民族所占有，生存的需要,苗族不得不迁居山腰或山顶的人烟稀少的地带,靠发展少量山地农业生产艰难度日,世代繁衍生息.

而引导苗族一步步走向深山高海拔地区的还有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苗族的山区农业一直是刀耕火种。史籍有载“苗耕，男妇并作，山多于田，宜谷者少，蟠棒芜，垦山坡，种芝麻、粟、米、麦、豆、苞谷(玉米)、高粱、荞麦诸杂粮”。他们“既种三四年，则弃地而别垦，以垦熟者烧瘠故也弃之，数年地方既复，则仍垦之”。

他们在种植作物前，先用砍刀砍倒树木荆棘，晒干后放火烧光，待冷后撒种或用小锄点种玉米和荞麦等。从下种至收获，不作任何田间管理。如此的耕作方式，第一年的收成还能提供人们对食物的大部分需求。但第二年，杂草就开始丛生，土壤开始板结，土地的肥力也大不如前。缺乏除草和翻土等田间管理，又不懂得合理地轮作，以及没有先进的劳动工具，苗族农民在第二三年就难以指望这块地里有多大的收成.于是，他们不得不年年“丢荒”。

居住地附近的耕地逐步丢荒，人们不得不在远处开辟耕地。直到耕地距居住地过远时，人们就不得不随着庄稼地的迁移而将居住地靠拢过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先移动的是庄稼地，后移动的则是居住地。这种不断地、短距离地移动，却离原居地则越来越远。这种无声无息地移动，使苗族农民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地不断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人们开始与庄稼一同向能提供生存的地方迁移。这种移动不象前面一种那样逐渐地迁徙，而是跳跃性的，可能需要跨过许多山头和村寨田野.不用二三十年，就形成远距离的迁徙。

这种迁徙可以从容不迫地，慢慢地迁移。苗族农民一旦决定长途迁徙，便事先派人寻找，待获得某种信息而确定某处为丰饶的地区以后，才决定举族动身移动。黔东南苗族古歌“跋山涉水”中这样描写:

“燕子和喜鹊们…处处都走到，见个好地方，急急转回来，悄悄这样讲:就在山那边，日落的地方，谷粒柿子大，谷穗马尾长。要吃用手剥，雄子用不上…奶奶离东方，队伍长又长，公公离东方，队伍长又长”

“扶老又携幼，跋山又涉水，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

迁徙时，苗族农民如何选择他们的目的地呢?为什么他们总是选择山区，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原因之一是:由于平原地带早已被其他民族所占有;其二，由于他们千百年来的那种适合山区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无论是他们的房屋、服装、生活用具、习俗、传说、歌曲或宗教信仰等苗族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无不与山区环境有关。

苗族农民凭借几代人的生产经验，从这些植被生长的情况来判断自己的庄稼在此生长的是否茂盛。选择既定，便立即动手砍伐烧荒，接着就是迁居。为适应这种频繁迁徙的生活，他们的住宅建筑和家什都极其简单。最简单的是一种衩衩房，即用若干树干相交叉成叉形状的茅草房屋或建一些木架结构的木屋。一般建在山坡匕雨季时便于排水。

迁移不定的居民点，由于土地面积可耕度低，产量有限，所以苗族的村寨较为分散，一般为数十户或十几户，百户以上村寨大多在较平坦地带，但这种村寨数量不多。往往因为人口的增长，其中一部分人家不得不再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