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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古传说的尧、舜、禹时代的“三苗”外,最早“苗”的记录是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苗族出现于史书是在唐代中叶以后。樊绰的《蛮书》云:“黔、径、巴、夏、四邑、苗众,…祖乃盘瓠之后。”这里的“苗众”不一定都是指苗族,但肯定包括一部分苗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讲的“黔”就是秦的黔中和汉代的武陵地区,它说明苗是从武陵蛮中分化出来。而莫徭也是从长沙武陵蛮中分化出来的。苗和莫徭是同源异支的兄弟。他们是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之间从长沙武陵蛮中分化出来。苗族主要居住在武陵地区以西,而莫徭主要居在武陵地区以东的长沙郡南部地区。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感叹洞庭湖深广,想到禹王治水时,写出了“疑是苗人顽,恃险不终役”的诗句。

宋朱辅《溪蛮丛笑序》对五溪蛮的民族作了细分:“五溪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源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风俗气习,大抵相似。”也就是说武陵蛮(五溪蛮)包括有苗、瑶、土家、仡佬、畲等民族成分。可见苗瑶都是从武陵五溪蛮中分化出来的。

进入宋代以后,有关“苗”的记载及其所指在文献中便变得明晰起来。南宋大儒朱熹在其《三苗记》中,描述了现今湖南一带“猫’及“苗人”的情况,并将其与尧舜禹时代的‘三苗”部落联系起来:“在湖南见说,溪峒蛮猺略有四种:曰僚、曰仡、曰伶,而其最轻捷者曰猫,岂三苗之遗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则所谓三苗亦当作猫字耳。”但这时期在官方正史中尚未见到有关“苗”的记录。

唐宋之际的“苗”主要分布在朗、辰、锦、奖、溪各州,即武陵五溪地区,以及唐代黔、涪、巴、夷等州,今渝东南、黔东北、和鄂西一带。

正史中开始频繁出现了“苗”的记录是进入元代以后的事了,。据学者的统计,《元史》有关“苗”的名称的记载,就有“苗”、“苗蛮”、“贵州苗蛮”、“平伐苗蛮”、"八番苗蛮”、“紫江苗蛮’等,“苗佬”、“苗僚”、“生苗”等称谓。这时的“苗”不等于苗族,夷苗、仲家苗、侗苗、水家苗等后来都是其他的民族。这里所说的“苗蛮”从地域上来看,主要就指的是现今的贵州、湖南一带的非汉系族群。

自此以后,“苗”逐渐取代过去的“蛮”而变成了南方非汉系族群的泛称之一。而“蛮”渐渐演变为与朝廷关系较近,有“蛮酋”所能掌控,能为朝廷依靠的力量,朝廷往往利用“蛮”来压制“苗”。

具体来说,唐宋以后的蛮地往往指羁縻州和土司区,而苗地往往指朝廷力量难以企及的“生地”,元明清以后的“蛮酋”土司都免不了一个任务,就是控制“生地”。只是“蛮酋”往往难以完成任务,才导致“苗患’旧增。

这次迁徙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武陵山脉的北端,沿清水江、醴水、酉水进入贵州东北部、北部、中部、西北部和川东、川南;一是沿沅水而上,经湖南西南部,深入川东南、西南部和广西境内。

东部苗族流传下来的《迁徙歌》和史诗《休巴休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苗族迁徒的大体过程和趋势。《迁徒歌》云:苗族从水乡迁入武陵、五溪地区后,“一支去往平款,一支去往酉阳”,一支迁往垌仁…一支迁往姜潢,一支迁往姜迁;一支迁到务川的地域,一支迁到务戒的地方”。据考证,“平款”印今四川秀山县;“垌仁”意为谷坡之地,即今贵州铜仁;“姜潢”、“姜迁”,指今贵州思南、印江;“务川”,苗语音译,意为水冷凉的地方“务戒”,指武险,为四川所辖。可见,这都是反映由东向西的迁徒。

由于苗族的不断向西向南迁徒,秦汉至南北朝时代,在武陵、五溪以西,即今贵州省大部分地区和川南、往北,已有不少苗族杂处其间。

在隋唐,五溪地区仍为苗族的主要聚居区;在唐中叶以前,苗族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故史籍中很少有动荡、战乱和流徙的记载。

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唐后期至五代,朝廷逐渐变弱,藩镇军阀割据,五溪又不太平了,战火四起。唐代镇压张伯靖领导的奖、锦、溪三州“蛮”的起义,五代时“溪州之战”和宋章惇“经制”南北江“诸蛮”地,五溪地区战乱不断,迫使苗族又大批背井离乡,出现了一个新的迁徒浪潮。五溪地区的苗族又有一部分向南,经溆浦、芷江、城步、绥宁、靖县、会同、新晃等地,有的沿途留用下来,成为上述各县今天的苗族,特别是在城步又形成湖南苗族的又一大聚居区,有的则进入黔东南和广东的大苗山;有的迁入贵州各地,以及川南、桂北;有的经贵州、川南、桂北更继续向各地迁徒,以至远达云南。

苗族和瑶族是在什么时候深入到西南边境的云南一带?过去一般人都认为是在元朝以后。然而,《蛮书》作者樊绰于咸通三年三月八日在安南都护府战场上亲眼见到,当时有一些自称“祖乃盘瓤之后”的“苗众”在安南都护府的战场上出现。足见唐朝中年前后,当一部分苗族向西南深入到南诏东南边境(今云南文山州)居住。

但是没有史籍记录下苗族这次迁徙的过程。苗族是一个很乐观的民族,他们传唱的苗族迁徙史歌往往将这个过程浪漫化了:浩大的队伍,敲打着锣鼓,列队载歌载舞地前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从后面记载发生在贵州的一起迁徙场景,倒可以一窥这一过程。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冬天,云南著名史学家师范途经贵州曾经在大雪连夜偶然遇到了难民迁徙,遍山皆白的寒冷日子里,他亲见到一次凄惨的移民景象。事后,他写下乐府《移家行》,真实而生动地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这次迁徙的背景是朝廷剿办苗民起义后,苗区人口锐减,田地荒芜,难民从贫瘠的地方迁徙过去。场景和五溪苗族地区曾经有过的迁徙很近似。

师范是云南赵州人,著有《南诏征信录》、《滇系》、((金华山樵诗集》等书。事件的背景是嘉庆二年正月,“贵州南笼仲苗夷妇王囊仙作乱,命总督勒保剿之。”同年六月,“勒保奏:剿办南笼仲苗,迭克水烟坪、卡子河等处。得旨:即将苗首仙姑等擒获。”

师氏看到,成群结队的人,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呼爷唤娘,手里提着鞋袜,肩上担着箩筐,带上各种生活用具,绳子则系着家畜。儿童们也聚成队列,手执竹杖。他们不顾严寒的气候,冒着凛冽的北风,艰难地向前行进。此一悲惨图景,使得史学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风大雪滑,即使前面有着可供温饱的地方,一般人都会裹足不前。而眼前这些人,为什么不顾寒冷饥饿,在这样的坏天气,宁愿抛离家园,集体迁徙,要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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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记忆之一——苗疆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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