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溪仡佬一部分倒迁回贵州的史实，见后来《黔南识略》，该书卷二十八普安县(今仍名)条云:“民有仲家、倮伊二种…，客户则江西、湖南、四川三省民为多，又兴让里有老巴子，亦苗类，由湖南移居于此，其服饰与汉民同，语音稍异。”而该书卷二十九普安直隶同知说:“苗人多系仲家、倮儸.，又猲佬(仡佬)，俗呼为老巴子，自楚流人，其族多邓、杨等姓，二种服色、土俗多与汉同。”对照上述两条记载，可知这部分普安的“老巴子”即是仡佬，他们是从湖南迁来，大概与汉族是有过较多的交流，所以其“服色、土俗多与汉同”，只是“语音稍异”。

仡佬在五溪长期与汉、土家、苗等族交错杂居，大部分即慢慢融合、同化到这些民族之中。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及汉文化的强大影响，一部分湖南西部的仡佬后来被融人到汉民族之中是情理之事。同治《乾州厅志》卷四云:吉首、花垣一带的杨、施姓仡佬，因生活于苗族之中，彼此婚嫁往来，逐渐融人苗族。又前引《苗防备览》卷九也曰:仡佬散居于永顺、保靖、花垣者，“大约赘人彼地，遂仍风俗，在土村为土民(土家族)，在苗寨为苗人(苗族)”，是五溪一带的土家族、苗族中都融合有仡佬的成份。此外，据考查，清代泸溪、古丈、乾州的仡佬，则主要融合于苗族之中。

由此看来，隋唐以后，僚是有下落的，史书上仍有僚人活动的记载。由于人们对民族认识的深入和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变化，由僚人演化为很多民族，绝非僚人只变成今天的仡佬族。仡佬族是僚人演化来的，但不是全部的僚人演化为化佬族，而仡僚人中的一小部分演变成今天的仡佬族。壮族、侗族、布依族、水族、黎族，仡佬族与僚人的关系也是如此。

退缩生地—苗族迁徙西南和苗疆生地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从秦汉到唐宋时期还广泛分布于五溪地区的“苗蛮”，到了元明，除了龟缩在腊尔山台地的一支红苗，和雷公山的一支黑苗，就基本不见了。这是什么原因？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是怎么走的？他们到哪儿去了？

真的大部分“苗蛮”都走了，贵州、云南等地的苗族远祖都是从五溪过去的。

这就是史称苗族历史上第三次大迁徙。前两次迁徙都只是存在于上古的传说，这次迁徙也算是有史籍记载可考了。

从东汉初刘尚、马援大规模征讨武陵、五溪“蛮”开始，历代封建王朝“征讨”和用兵目标，主要也是指向沅水中下游的五溪中心区，如东汉光武帝于建武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年的三次征“五溪蛮”；安帝、顺帝、桓帝、灵帝时对“武陵蛮”的多次征讨；三国吴太常潘浚“讨武陵蛮瑶”；钟离牧“平五溪”；西晋荆州刺史陶侃的二次出兵五溪；南北朝宋荆州刺史沈庆之讨“五溪蛮”，并“断五溪鱼盐”等等。特别是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伏波将军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等将兵四万余人征五溪”争战激烈，且逢大疫，“军士疫死者大半，蛮亦饥困”。这些战争无不给武陵、五溪中心地区的苗族带来灾难，造成大批苗族流离失所，向武陵、五溪地区以外迁徒。

《溪蛮丛笑》—朱辅眼中的苗蛮世界

宋代以前，关于五溪苗蛮的生活鲜有记录，最早系统记录这些苗蛮生活的是朱辅的《溪蛮丛笑》。

南宋中期的朱辅曾在五溪麻阳一带任过通判一类的小官，所著《溪蛮丛笑》即根据作者的所见所闻所历写成。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致为公元1150年到1195年之间，也就是在南宋偏安江南并初步安定的这一时间跨度内。

《溪蛮丛笑》以条目体例形式记述公元12世纪沅江中上游流域各民族的衣饰发型、食物崇尚、居住婚丧习俗、村社组织、等级、阶层、家庭制度、社会交往、节日生活、民众娱乐、民间宗教信仰、文物古迹等社会生活内容。由于这些内容在汉族文人看来既觉得怪异又感到可笑，故将书名称作“丛笑”。由于作者所在的麻阳宋代已经是沅水上游苗蛮生活的中心区，距离后来的腊尔山苗疆治理中心的镇筸仅三十公里，在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其后腊尔山苗疆生活的雏形。

《溪蛮丛笑》明刻本

这里的“溪蛮”即五溪蛮，“丛笑”记录的是生活在五溪多个民族的生活。《溪蛮丛笑》涉及的民族虽笼统地称为“仡佬”，实为这一地区的所谓熟苗和土人，包括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等民族。

五溪蛮住在哪里和？住房条件怎么样？朱辅曾经走进他们的村寨，“去州县堡寨远，不属王化者，名生界”

。这里记录的苗、瑶族生界的情况，这里的苗瑶民饥寒交迫。发现他们““山徭穴居野处，虽有屋以庇风雨，不过剪芧叉木而已”，他们也住在房子里，但这种房子也就是用木头打个架子，上面和四周搭上茅草而已。

明成化 沈瓒 《五溪蛮图志》 营立茅屋可以看出，即使到了明代，苗蛮的住房仍然是很简单的。

当然也有些地方较为富裕，朱辅注意到五溪仡佬族（当时主要生活在泸溪、麻阳一带的熟苗，不是现在的仡佬族）地区“周数十里皆胰田。其西南邻近地区“亦种水田”。所以仡佬族的住房较特殊：“仡佬以鬼禁，所居不着地。虽酋长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数尺。以巨木排比，如省民羊栅。叶覆屋者，名曰羊栖。朱辅则因这种建筑不与地面接触(其目的在于防范鬼怪作祟)且在外观上极像汉族地区的羊圈而称作“羊栖”。

朱辅还走进了这些苗蛮的茅房，看到了他们的寝居状况:“山徭皆卧板;夜燃以火”，“睡不以床，冬不覆被”，“用三叉木支阔板，旁燃火灸背”。也就是说，这些苗蛮并没有床，只是用木架支起一块宽大的木板，木板上也没有被子，在苗疆寒冷的天气里，他们靠在木板旁烧火取暖。而仡佬族因为无棉花，揉茅草花絮布被，一被数幅，“联贯以成”。

朱辅还看到了苗蛮的日常饮食，一些苗徭“生界”，仍然停留在狩猎生活的阶段，他们捕鱼：“山瑶无鱼具，上下断其水，揉蓼叶困鱼，鱼以辣出，名痨鱼。”

，甚至有以“吠蛇鼠，捕蝦懈”为食物。“苗徭多饥，蕨食，则先以火窖地，掘得牛榔木根置窖中，以后，又用火沤熟，捣作饼饵、名沤榔”，即以此充饥。

苗蛮还有一些特殊的饮食:“牛羊肠脏，略摆洗，羹以飨客。臭不可近，食之，既则大喜。”这里所说的是苗蛮以动物内脏为上等食品的饮食习俗，苗蛮长期从事采集、狩猎生活，每当捕获到大型动物时，往往一连儿天以肉为食，这种作法会因偏食而导致疾病。如何校正偏食，这里的苗蛮以食草动物胃中未经消化的草料佐食，直到现在有些少数民族还将牛羊胃中未经消化的草料视为美味，并俗称这种草料为“牛备”。此处所载的用牛羊“肠脏”“以飨客”，指的是吃动物内脏本身或是一种类似“牛备”的草料。此外，苗疆处在炎热潮湿地带，所捕获猎物的内脏极易腐烂，因而必须立即加以食用，一般都将内脏奖励给那些优秀猎手，从而使吃内脏成为一种特殊荣耀。这就是把动物内脏看作是最精美的食品，招待贵宾均以内脏为主菜，苗瑶民族至今依然。

朱辅还看到了当地苗蛮的恋爱习俗。“土俗，岁节数日。野外，男女分两朋。各以五色彩囊豆粟，往来抛接。名飞乡它。”

“飞乡它”这一习俗为南方很多民族所共有。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无一例外，与这些民族杂居的苗族、瑶族不免也受其影响。

而苗蛮的婚姻习俗也很特别:“山徭婚娶，聘物以铜与盐。至端午约于山上，相携而归，名拕亲”。“拕亲之后年，生子。引妻携酒归见妇家，名出面。”这里记载的是苗瑶的特殊婚姻习俗。他们择定配偶后先成家，直到产下头胎子女并哺乳断奶后，夫妻双方才抱着孩子前往女方家族求亲，女方家族同意后才接受聘礼在女方家正式举办婚礼，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嫁女儿。

“出面”习俗一直在一些西南少数民族中存在，后来在清代《苗蛮图》中我们看到的不归夫家的描绘，实际上就是出面习俗的延续。

朱辅对苗疆的丧葬习俗的描写也很真实：“习俗死亡，群聚歌舞，辄联手踏地为节，丧家椎牛多酿以待，名踏歌。”苗疆土民能以坦然、乐观的心态对待死亡，以放纵激情的方式化解死亡带给人们的哀伤。 “南摆手，北跳丧”。意思是说，南部土民喜好跳摆手舞，北部土民喜好跳丧舞。打绕棺是在跳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唱丧堂歌是南部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打绕棺是为亡者举行“超度”仪式，近乎娱“神”，而唱丧堂歌的目的则是娱人。

这里没有文字，遇事则“刻木为符契，长短大小不等.穴其旁，多至十数、各志其事，持以出验，名木契”。

朱辅肯定对苗疆社会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观察，他发现了当时苗疆社会的一连串整合方式，他在“门款”条记载了溪峒各族通过“合款”形式协调各宗族间的关系；“仇杀”条介绍了宗族间为血亲复仇而进行的械斗;“骨债”条则记载了在械斗之后如何回到“合款”的道路上来，议定赔款的具体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