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碑”开篇写到: 至和二年冬，辰军责蛮人之慢，焚其下溪州，取铜柱大档而还。刺史彭仕羲以族奔向峡州溪洞。
对事件的起因“红字碑”仅以“辰军责蛮人之慢”一笔带过，似乎并不想交代，但其他史料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战事因宋朝边官介入彭仕羲家庭矛盾而引起。彭仕羲强纳其子师宝之妻，也就是强纳儿媳，引起儿子师宝愤恨，遂与其子师党举族到辰州，告其父谋反。时任荆湖北路转运使的李肃之与知辰州宋守信商议后，以彭师宝为向导，率数千人讨伐彭仕羲，仕羲举族逃亡。宋军兵至下溪州，焚其城栅，取溪州铜柱而还。宋军虽然取得暂时胜利，然而付出了死伤十之六七的惨重代价，李肃之与宋守信等人因此被贬。
据信，李肃之、宋守信的这次军事行动，似未经过朝廷批准。之后不久，荆湖北路转运司隐瞒彭氏父子相攻的实情，称彭仕羲举众内寇。宋廷于是下诏，令本路发捕之。但朝臣对此条诏令提出异议，认为是“助其子以攻其父”，不符合宋廷处理边地冲突的原则，建议另派专人前往调查实情，宜治生事官员之罪，尽快平息事态。
至和二年战事中宋军的人马损失，也引起了朝臣的不满，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时任湖北转运使李肃之等人的调离和降职： 降湖南转运使李肃之知齐州，知荆南王逢知充州，知辰州宋守信为邓州都监，通判辰州贾师熊通判邵州。 嘉裕元年，宋廷对荆湖北路的官员进行了大调整，一月之内更换了荆湖北路、荆南府和辰州的全部要员。
而对久久不能平息的南北江边患，宋廷采纳了知荆南府魏瓘“以招安为上，守御为下，攻取为失”的献策，在治生事官员之罪的同时，先后委派朱约处、雷简夫等人前往调查实情并“相度招安之”。彭仕羲以不懂中国礼义为由，解释僭乱行为，请宋廷归还彭师宝等人，纳贡内属。在处置送还彭师宝这一要求时，宋朝官员意见不一，最后枢密使韩琦推荐雷简夫前往辰州，重新调查处理此事。
至和二年战后，南北江陷入混乱。《宋史》载:“自是，蛮撩数入寇钞，边吏不能制。雷简夫受命招安，令仕羲归还所侵土地，遭到拒绝，遂诉诸武力。嘉裕三年春，宋军以辰州为起点，首先夺取辰州西邻—富州，切断下溪州援兵之路。
“红字碑”记载：嘉裕二年冬，简夫奉救亲三州边事。十二月至辰，与本路转运使王绰、州将窦舜卿议，复取落鹤寨至石马口【崖】口口【喏溪】十年间蛮人所侵官地。三年二月，同州将兵驻明溪，在上下两寨，自三月十七日版筑，至四月十四日城成，破山开路，抵石马崖，既尽故地。又将进兵城下溪州，用平其巢穴。六月，仕羲以状伏罪，乞命请降。
其他史料还记录了更多细节: 战争的顺利推进很大程度得益于宋朝官员抓获了彭仕羲的部下，提前得知了彭氏的军事部署。 宋军首先于嘉裕二年十二月，收复从落鹤寨到石马崖咯溪间的官地。又于嘉裕三年三、四月间驻兵明溪，一月之内筑上下两寨。然后破山开路，西抵石马崖，再西进至下溪州，准备在这里筑城，攻破彭仕羲巢穴。六月，仕羲“饮血就降”，战事结束。双方盟誓，各自归还战俘和战利品。象征内地与“蛮地”边界的“铜柱”被归还，说明宋朝政府仍然承认彭仕羲“都誓主”的身份。
战事虽以宋廷的全胜而告终，但宋军撤退后，事态又出现反复。雷简夫收复的官地被被彭仕羲夺回且拒绝归还。嘉裕八年，“知州段继文复遣指挥曹振等以众数千人攻之，不克”。同年，彭仕羲为其子师彩所杀，此后师彩又为其兄师晏所杀。师晏“纳誓表，上其父平生鞍马、器械，仍归咯溪地”，代其父任下溪州刺史。彭氏因内部争夺权位而削弱，与宋廷的争端也随之平息。
至和二年战事后，彭仕羲为什么又要“数扰边”?“红字碑”称:“朝廷因止其进奉，及禁于市。后蛮中岁饥，且稍为边患。”
原来这涉及到这阶段宋朝廷对边疆民族政策的调整。通俗地说，就是不让朝贡了，在于“蛮地”接壤的地方开的集市也关了。
首先是“止进奉”。王朝丰厚的回赐，促使众多南北江蛮酋开始争取次数更加频繁、队伍更加庞大的朝贡。为了得到回赐，土酋还想了很多办法。如宋朝廷规定溪峒蛮夷“所归人口数及五十人者许量置州名，补置名目，及许差人贡奉”，为达到设置羁縻州的目的，南北江地区就有掳掠汉族人口的现象，羁縻州的数量也随之增大，甚至虚设羁縻州。例如，今芷江县至新晃县舞水一段就密集分布着洽州、峨州、宜州、波州和晃州五个羁縻州，有些羁縻州的名字甚至连朝廷官员都难以确定是否曾备案在册。除此之外，有些羁縻州只记有州名，地理、姓氏等内容皆不详，如北江的远州，南江的衡州、赢州、保胜州、 汵州，这可能都是为了增加回赐筹码而自行设置的。
宋王朝“攘外安内”的政策使其在与辽、金、西夏等政权交锋中陷入全面被动，称臣、割地、缴纳赔款等项让国库日渐亏空，“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国之一病也”。这也迫使王朝开始重新审视边疆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多的官员也开始反思和检讨这套濒于失控的朝贡体系。天圣七年(1029)三月，枢密院也上奏说:“溪洞蛮人每年一次上京进奉人数不少，例皆凶愚，访闻往来骚扰官私。
“止进奉”就是对朝廷的朝贡体系进行调整。由于朝廷回赐物品与朝奉人数直接相关，为了得到更多的回赐，酋豪们往往组织庞大的朝奉队伍，动辄千人，一路喧哗扰民。宋廷焦虑，遂令各转运使采取必要措施。《宋要会辑稿蕃夷》载:(大中祥符五年)，“夔蛮千五百人乞朝贡。上虑其劳费，不许。”也就是说，人多了，我不许你来。
天圣四年(1026),宋廷决定将朝奉与回赐地点由东京改为地方，规定酉水流域羁縻州贡于施州(治今湖北恩施)，沅水流域则贡于辰州。朝贡的时间，“每十人许三两人至京师，其首领听三年一至”。若有羁縻州侵犯省地，则其进贡名额则会被削减甚至是废除其入贡资格。
调整后的朝贡制度，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土酋进贡过程中发生骚扰沿途官府的现象，也节省了很大一笔财政支出。同时也应看到，改革后，羁摩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日渐疏远。仁宗景枯元年(1034)至神宗熙宁三年(1070)间，南北江见诸史籍的朝贡寥寥无几，这表明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力逐步加强、深入，由此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安抚策略，开始在边疆政治中占主导地位。
而且至和二年的战事之后，宋廷出台的惩戒措施是停止了彭氏供奉朝贡的权利，借此给彭氏施压，迫其就范。
“禁于市”就是禁止开关市。与朝贡配套的优惠政策是开关市。这里的关市是一种设在“省地”和“蛮地”边境关口供两地人民进行贸易的市场，关市对于宋朝州县或许无关痛痒，但它是边地“蛮人”通过交换获取外地物质的主要途径，与其生计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