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其他古籍文献，獠人之文化习尚主要有以下几点“：
散居山谷，积木为楼，居不着地，楼名干栏；武陵僚人居“干栏”则见于后来宋人朱辅《溪蛮丛笑》:“仡佬以鬼禁夕所居不着地，虽酋长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数尺，以巨木排比”。武陵及周边地区出自当地僚人的侗族和水族，今仍居住“干栏”。他们称房屋亦如僚语“栏”，“干”是在上之意。因人是居“栏”的上层，故汉译称此类房屋为“干栏”。
以铜鼓为贵，惟僚王有之，精于铸造，尤擅铸铜；《异域志》卷下记载，五溪蛮行岩葬时“打鼓踏歌”或“行鼓踏歌”。其鼓自是铜鼓，《宋史蛮夷列传》、《溪蛮丛笑》点腊条皆称五陵“溪峒夷僚”有铜鼓。《溪蛮丛笑》铜鼓条还载宋时于麻阳江水中掘得一铜鼓，“重百余斤，今入天庆观”。
习鼻饮。魏晋僚人及其先辈还有一种“鼻饮”的独特饮水方法。而荆州地区，汉人桓谭《新论》说“荆州有鼻饮之蛮”，极可能是指魏晋武陵僚人先民，武陵僚人或其后裔“饮酒以鼻”、“饮不以口而以鼻，名曰鼻饮”。
葬俗特殊，竖棺而埋。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沅水流域的土著濮人有猎取人头血祭的习俗，这在高庙的祭祀坑就那看到，那里的人头有击打的痕迹。后来屈原《招魂》也有记载：“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以其骨为醢。”这是最早提到有五溪蛮獦头风俗的记载。
而在獠人的记载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习俗。《北史僚传》、《通典边防典》俱有记载獠人的獦头习俗。獦头即獦取人头，以为祭祀之用而“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无疑，在人头祭这一风俗上，獠人也与濮人一样。
关于獠人的这一习俗，历史上诸多记载。《魏书》所载第六条食人风尚即与报仇相攻有关。古文献记载的南方溪峒蛮族传说有猎头及食人习俗者，主要就是指僚族。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其中提到的“落头氏”就与人头祭有关。“落头民，其头能飞。其种人部有祭祀，号曰“虫落，”故因取名焉，吴时，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后，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入，以耳为翼，将晓，复还。数数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视，唯有身无头，其体微冷，气息裁属。乃蒙之以被。至晓，头还，碍被不得安，两三度，堕地。噫咤甚愁，体气甚急，状若将死。乃去被，头复起，傅颈。有顷，和平。桓以为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详之，乃知天性也。时南征大将，亦往往得之。又尝有覆以铜盘者，头不得进：遂死。”
故事讲述的是吴国大将 朱桓有一个婢女，每晚睡着后，头就会自动飞走，直到快要天亮时，头才回到身上。某晚，婢女的头又飞出去，与他同室的女伴朦胧中见到他身上的棉被滑掉了，便好心帮他拉上，无意中将婢女脖子的缺口盖住。早上，婢女的头要飞回原位时，却怎么也找不到被棉被盖住的身体，不得不掉在地上，奄奄一息就要气绝。这时，朱桓走进屋里，见到了这一幕，相当震惊。婢女不断用眼睛向朱桓示意棉被，朱桓领悟，立即上前把棉被拉开，只剩一丝生机的婢女用尽全力让自己的头再度飞起来，回到脖子的原位上，从而恢复正常。古代将“落头氏”视为不祥的异类。
唐段成式 《酉阳杂俎境异》载：“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头将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生翼，脱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
传说中的飞头蛮，与僚族的杀头祭有关。（网络图片）
这种传说的渊源于僚族的杀头祭有关。后来清初的陆次云《峒溪纤志》仍然有这类记载：“（獠人）报仇相杀，必食其肉，披其面而笼之竹，鼓噪而祭，谓可连福”獦头与食人乃是獠族重要文化特征之一。
六、隋唐五代的变迁—羁縻和大姓的崛起
隋朝五溪上下游的分治
进入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分裂，战乱纷争和朝代更替频繁，因而“弃五溪而不问”，致使五溪蛮滋蔓。隋朝以后，对中上游五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地开辟经营。为此隋以后的军事活动和民族对抗主要发生在中上游地区。
当隋唐进一步向南推进开发中上游五溪地区之际，中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的分治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中上游五溪地区的开辟经营，尤其是加强对“蛮夷”的征服和控制，显然仅靠下游地区和临沅城的稳固是不够的。临沅位居下游，离中上游地区太远；由临沅朔沅水至沅陵的水路险滩激流，这种崇山阻隔，一水中流的形势，使临沅虽能控守其门而不得入其室。也就是说，临沅虽为五溪门户，但不得深入五溪。因此在中上游地区另设一郡，实行中上游与下游分治，又被提到了历史日程。
于是我们能看到从南北朝到隋代五溪中上游郡治的一系列变迁：陈文帝天嘉元年((550)，以州统郡，置沅州通宁郡，宣帝大建七年(575)，废州改置沅陵郡，领沅陵、辰阳、龙标等县，九年(580)隋文帝灭陈，占领江南，改辰阳县为辰溪(辰溪县名始此)，改寿州为兖州，改沅陵郡为辰州(辰水得名)，领沅陵、大乡(今永顺)、盐泉、龙标、辰溪计4140户。大业二年(606)复改辰州为沅陵郡，隶荆州。自此，武陵郡一分为二.。
隋代沅陵郡治的稳定，落实了中、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的分治。这一措施为中上游五溪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也为隋唐开辟五溪、广置郡县奠定了基础。沅陵郡城，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沅水中上游五溪地区的中心。
沅陵历为楚、秦黔中故城，自西汉后也是沅陵县治，开发较中上游其他县治为早，有置郡立城的基础；沅陵地处酉口，当沅水和酉水交汇处，战国时的黔中故城、秦的篮溪口司马错城，三国吴时的潘太常城和窦应明城都在这一地域内，为五溪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要控五溪、必取沅陵。
沅水下游临沅（常德）和中游沅陵位置对比图
沅陵城处中上游与下游地区水路和陆路交通的总端口，既可雄控五溪，又可与下游常德地区相声息，有较稳定的后方，便于治理五溪。沅陵在五溪地区，虽无溆浦、芷怀那样的平川旷野，但其地当五溪山水总汇之中枢。在五溪地区山岭与盆地错列相间、大盆地中有小盆地、大山含小山的复杂地形情况下，犹若大口袋中装有无数小口袋，沅陵刚好地处这个最大口袋的端口上。这样的地理形势，当然是理想的郡治所在地。正因为沅陵城具有:“四塞皆险，而居中策应则在府城。踞五山之首，临五江之会，真雄跨楚西南哉!”的作用。从而使沅陵成为后世郡、州、路、府、县的治所。
隋场帝大业二年设置了沅陵郡，实现了与下游地区的分治。于此同时，还在中上游地区，开辟设置了一大批新的州县。隋唐时期，中上游五溪地区的州、县行政体系己趋于完备，州、县两级城市网络也日趋完善。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州、县名称都沿袭至今。各州县治所也多为历代县城所在地。
唐代的五溪治理—“羁縻”
唐代对五溪的统治是实行羁縻州制。
所谓“羁縻”，司马迁曾形象的论述:“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摩也”。
“羁縻政策”主要的针对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国力暂时统治不了，就保持原来的那些头人、首领、酋长等等，承认他们的统治权，任用他们为地方官吏，只要他们承认隶属、经济上能朝朝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