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荆州刺史陶侃先后于建兴三年(225年)和咸和四年(329年)两次出兵骚扰五溪地区，掠走众多人口和财物，五溪地区少数民族反抗异常激烈。元徽四年(476年)，荆州刺史沈攸之“遣军入峡讨蛮帅日王郡”等，引起了武陵地区北部少数民族的极力反抗，《南史�6�1齐高帝诸子传》载：“时沈攸之责赕，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群蛮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攸之责赕千万，头拟输五百万，发气死。其弟娄侯篡立，头拟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蛮部大乱，抄掠平民，至郡城下。嶷遣队主张莫儿率将吏击破之。田都自獠中请立，而娄侯惧，亦归附。嶷诛娄侯于郡狱，命田都继其父，蛮众乃安。”可知东晋、宋、齐之时，“武陵蛮”诸都仍在原地活动，并有田姓“蛮王”据于酉溪地区。
蛮族缴倓钱，最早见于秦昭襄王和板循蛮的盟约，其中规定“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秦是重法治的国家，杀人是要偿命的，‘但对板循蛮却特殊例外，允许向死者偿付钱财赎罪，这就是倓钱的由来。东晋南朝，“倓”变成“賧”，“賧”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东晋称蛮人缴纳的賨布为賧布，可见“賧”已非赎罪货，而是应向政府缴纳的租税。沈攸之一次向五溪蛮征收賧钱多至千万，而荆州南蛮府年资费钱才三百万，可见南朝蛮人租赋之重。当然会遭到武陵蛮的反抗。
终魏晋之世，酉水流域一直是“武陵五溪蛮’活动的中心地区。北与天门、宜都等郡之“蛮”部相呼应，南与序溪之“蛮”部连成一片。魏晋时的乱世之“雄”或州郡将吏对其诸部，仅能“招抚”、“诱恤”，而末能“降服”。
南朝宋元嘉二年（425），“五溪蛮”起义，刘宋王朝派将军沈庆之镇压，将俘掠的人口强行“迁于建康（今南京）以为营户”。共计重大战事三十五起，平均每年六起。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基于对少数民族的控制策略，一般来说，只要“蛮夷”不发动反叛，不从政治上挑战政府的权威和冲击中央政府的统治秩序，中央政府往往会对少数民族恩宠有加，授予官爵，轻徭薄赋，不会过多干涉或故意介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当然，在中央王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政府也往往会对武陵地区少数民族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让其臣服于中央，“称臣纳贡”，进而引起少数民族的极力反弹和军事反抗。
魏晋修史—民族识别的摇篮
魏晋南北朝时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面对频繁的政权更替、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和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迫切需要借鉴前代土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也迫切需要宣扬本政权开国创业的功德，因而在建国之后几乎都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前代史书和本朝国史。官修史书之外，私人修史也蔚然成风。他们或总结前代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或针贬时弊，以为讽鉴;或借修史建立名誉，求名当时，传名后世;或为避免遭无故贬斥杀戮，退而著史，寄托情趣。当时史书的作者几乎遍及各个阶层和各个文化部门，上起帝王将相，下至一般世人地主，甚至僧侣道士都热衷于史书撰写，并涌现出许多史学名家，如陈寿、鱼豢、华娇、司马彪、陆机、土隐、哀宏、干宝、孙盛、裴松之、范哗、藏荣绪、沈约、裴子野、崔鸿、魏收等。
当时在南北各个政权对峙的形势下，各民族史学的一个显著思想，是为本民族和本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争“正统”。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家在民族史撰述中都十分关注民族起源问题，并在民族起源问题上留下了各种传说和攀附比会。尽管这些记载未必全部符合历史事实，但其中却反映出一种民族观念，这就是无论是汉族史家还是少数民族史家，都对少数民族的族源出于华夏祖先的认同。其中，范哗《后汉书》、沈约《宋书》、魏收《魏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范哗在《后汉书》的少数民族列传里，反复强调中原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是同祖关系。如《东夷列传》记载了三韩中的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之地与之。”说明其祖先是秦朝时因逃避劳役之苦而逃亡之人，与中原民族存在血缘关系;《南蛮西南夷列传》己载了蛮族人民是五帝之一高辛帝女婿盘瓠之后的传说;《西羌列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等等。这些记载无疑是以中华一统、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这一前提为出发点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局面和门阀制度下的社会风习，给历史撰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地方史志的撰述成为史学发展中的一股新潮流。如今存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著述。《华阳国志》关于西南民族史的记述很丰富。在卷一至卷四中，它不但记载了三十多个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和分布，而且对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如巴(尤其是其中的“板楯蛮”)、蜀、氏、羌、濮、夜郎、哀牢等的历史、传说、风俗及其同中原皇朝的关系，作了较多的叙述，且有很多记载是其他史籍中所未见的。还有一些记载，如果对其作深入研究，可能对说明有的民族的族源、迁徙历史，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根据。
也正是在这样的修史过程中，需要对涉及到的民族来源、习俗、特征等进行很细致的观察和识别，要了解这些民族的传说，与其他民族的区别等，一些原来总括在一起的“蛮族”，由于族源和习俗、信仰的不同，被细分和发现了出来。
由于这些史学作者五花八门，他们的史学著作很多不是官方正史，而是野史杂传。古往今来，野史杂传往往由于其“体制不经”和“委巷之说，迂怪荒诞，真虚莫测”而常为史学家所垢病。但是野史杂传作为史部书的一种形式，史学性仍是其第一属性，真人真事仍是其基本要求。况且，由于受政治背景和官方观念的束缚，正史列传中时有隐恶溢美的情况和虚构的成分，而野史杂传作为私人撰述，作者思想束缚少，往往可以随意选材，发心中所感，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作者本身在创作的时候更注重如实记录民间的口头传说，而并不十分注重考证其真实性，因此很多的历史人物传说都保留了当时流传的真实状况。其中的一些故事很明显是附会，而并非史料。
这些野史杂传还十分注重信仰民俗。信仰民俗主要包括自然信仰、鬼神信仰、人物信仰、宗教信仰等等。自古至今，精神信仰和心理崇拜都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魏晋南北朝杂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对于不同人格神的信仰。这些人格神或者是传说中的英雄或者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的生前事迹往往颇具传奇色彩，故而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被逐渐神化，成为民众祭祀崇拜的对象。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动物信仰十分普遍。在此一时期的杂传作品中，出现了诸如白鸟、白雀、锥、鹿、群鸟、鹊、白兔、赤鸟等多种动物，这些动物被古人视为符瑞之物，是沟通人与鬼神的“灵物”。
盘瓠—魏晋南北朝对武陵五溪蛮祖先和信仰的建构
也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魏晋修史的过程中，沅江水域盘瓠和辛女婚配的传说就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成为影响最深的神话故事之一。
关于盘瓠的记载，最早出于应劭的《风俗通义》。应邵（约153—196年），东汉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项城县地)人，生于世宦之京，祖父和父亲均拜武陵太守。出于长期生活于武陵地区，从小耳闻目睹，对这一地区内“蛮夷”风情他十分熟悉。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及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谘有报而示知所宜。女闻之，以帝皇下令，不可背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境，人迹不至。…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