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秦汉统一后，五溪形势已由秦楚对抗转变为五溪蛮夷与北方中央王朝的对抗，作为位居下游的临沅，理所当然地成了开辟经营中上游五溪地区的大后方。临沅虽居下游，但仍可控制五溪水陆通道，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农业发达。
这里开发较早，大量北方汉民的迁入，使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程度远高于中上游地区。在五溪蛮夷跟中央王朝这种极不均衡的对抗形势之下，广阔平坦的地势，本身就有利于朝廷；而对于散居山林，依山阻险的南方五溪蛮夷和“蛮夷离巢穴不过百里”的作战规律，既使进犯临沅，也终因孤军深入的作战形势，而肯定对中上游的蛮夷是很不利的。
正是因为临沅具有立城建置的优越条件，从而使沅水流域这一地区性的中心城市，在经过长期迁徙摆动之后，最终确立起来。从此以后，临沅虽更名武陵和常德，但其作为历代郡、州、路、府治所的地位一直未变。自秦至两汉，历经开辟经营，沅水下游地区己基本融入中华一体。
但中上游的五溪地区，仍是蛮夷所据的待开发地区。虽有秦汉以来的开辟经营，仅仅只是军事上的暂时征服。东汉后期，蛮族地区郡县制的统治力量已大大加强，落实到乡、亭等基层政权。如武陵蛮，本“有邑君长，皆赐印缓”，由其实际统治蛮民，但东汉时便发生了变化，在武陵蛮中产生了乡、亭、里等基层组织，这些基层官吏有的虽由蛮酋担任，如“五里精夫”、“五里、六亭渠帅”等，但这些蛮酋本身身份发生了变化，演变成朝廷的地方基层官吏。东汉时期，板循蛮中也出现了“长吏乡亭”。朝廷的控制无疑强化了。
正是由于控制的加强，朝廷也想增加税赋，《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载：“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绶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帝不从。
于是结果“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
而且这时除了赋税外，还增加了徭役。《后汉书.南蛮传》载，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这里用了“徭役失平”这条记载就已经明确地说明，东汉政府在武陵郡所在地区（其他郡也同此），除了课征赋税外，还征发了徭役。
终东汉时期，五溪蛮反叛不断，说明要将其长期纳入版籍并加以“王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五、温床——魏晋南北朝五溪蛮的“滋蔓”
民族的盛宴——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220－589），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基本分裂的时期，战乱频繁，从汉末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令诸侯算起，司马家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史称西晋，定都洛阳。晋武帝司马炎带头生活奢侈荒淫无度，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西晋淫奢之风弥漫，从著名的“王恺与石崇斗富”就可知道，这样的时代是多么的不可救药。司马炎死了以后，白痴皇帝惠帝司马衷继位，该公无处理朝政的能力，大权落到其妻子皇后贾南风的手中，直接导致司马宗室的“八王之乱”。司马宗室从宫廷之内杀到宫廷之外，伤亡几十万人，中央和地方的军队损失殆尽，致使西晋朝廷再也没有力量遏制周边少数民族的反弹。从此，“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了，这五个少数民族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一个个粉墨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场。
魏晋南北朝先后经历了三国（曹魏、蜀汉、孙吴)、两晋（西晋、东晋)、十六国（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成汉、大夏)、南朝（刘宋、萧齐、萧梁、陈朝）和北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众多政权更迭，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陈为止，约四个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除了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之外，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构成了这个时代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历史特点。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民生多难，人们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时人往往把各种希望寄托在天神地抵旧月星辰、风伯雨师、山川水火、神异物种、祖先之灵及各种鬼神的崇拜上。佛教、道教的传播，各种巫术、淫祀、禁忌的流行，又使卜卦、相命、占梦之术大行其道。为了求得神灵的保佑，祭祀成为国家礼制与民间生活中的大事。凡此种种信仰习俗，虽然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的民族杂揉局面，形成了各族之间交融的现象。再加之继秦汉以来儒家思想文化的地位相对低迷，同时道教和外来宗教一一佛教相互间冲突碰撞，儒、玄、佛、道互相竞争、彼此渗透；各民族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华夏文明在这种异族文化和外来宗教的冲击之下，显示出巨大的张力，特别是与各少数民族间文化交融方而。通过两者之问的冲突碰撞、交流、融介及整介，最终为隋唐的文化鼎盛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人口大流动与民族大迁徙的一个时期。这种流动与迁徙，开始于汉末军阀混战之时，北方人为了寻求安定的生活环境，纷纷向外迁徙。人口迁徙的方向大致为:青州之民流徙幽州或辽东，关陇之民迁入荆州、益州、汉中，京洛之民东迁徐州，南阳之民流入益州，皖北、江北之民渡江至江南，远者至交州。西晋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造成中原人口以更大的规模向外流动迁徙。当时北方人口避难流徙的方向大致有三:东北、西北与江南。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批南渡，规模之大，人口之多，远远超过东汉末年。当时，北方士族带领宗族、宾客、部曲，汇合流民，聚众南下。
在中原汉族人口大量南迁的同时，北方长城内外的各少数民族也大举进入中原。当时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揭、氏、羌等少数民族，原来在塞外过着游牧生活，入居中原后逐步由游牧生产转向农耕生产。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成为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特点。入居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匈奴、鲜卑、揭、氏、羌诸民族分别为具有较高生产方式的汉民族所同化与之融为一体。
然而，此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却仍然是华夷交错居住。除大量汉人外，还居住着山越，诸蛮各族。山越、诸蛮族也与汉民族也具有互为融合的趋势。史载这些少数民族“道有污隆，服叛不一”，尽管封建史家笔下多有毁诬之词，但也多少可看出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民族矛盾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