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五溪而不顾”——退守临沅
马援病卒壶头之后，东汉军队处境险，时监军宋均分析局势，采取“矫制招降”的策略，最终瓦解和平息了起义。
马援死后，监军宋均继续指挥汉军。宋均恐怕日久粮缺，将士心散，将会全军溃败。便采取向“蛮人”妥协与诱降相结合的办法。故假传皇帝诰命，派遣军中司马吕种，持诰命入五溪起义军兵营，同相单程、杨四、杨五等人于小宴溪、大宴溪谈判停战事宜。汉军代表朝廷，表示对五溪将士实行招抚政策(即招安)。要求罢兵置官，县长以下官吏，均由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实行自治。“度田”之事缓行；田土多的大富户，分出一部分田土，由苗民耕种，赋税问题，仍遵照西汉旧制，征收賨布，大口每年一匹，小口二丈。新增杂税，一律剔除。
相单程对杨四、杨五将军说，朝廷已答应减除杂税，仍尊旧制，缓行“度田制”，并拿出一部分土地，给苗民耕种等说，我认为朝廷是宽仁的，我们起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杨四、杨五二人亦表示赞成。在以后的几次谈判中，相单程表示接受“罢兵”所议各项条款、吕种还提出今后县里以及农村，都要兴办学校，青少年要入学读书，接受圣人之学，实行“忠神、忠君、走教化”之道。史称“置官吏、分苗民、兴学校”等决策。
假传圣旨，是一项祸灭九族之罪，众将极力劝阻。宋均说：“吾乃汉臣忠于君，何谓罪之。”令吕种为沅陵长，自为辰阳长。吕种在大宴溪、小宴溪同五溪军首领谈判期间，频繁同五溪军中各尊长、兵长接触，一方面宣扬帝恩，一方面作分化瓦解、挑拨离间工作，给他们封官许愿，并要他们脱离相单程，设法暗杀相单程等三人。
这些尊长、兵长们，平时划地作威作福，称霸一方，谁也管束不了他们，入起义军，实属形势所逼，为保全自己财产，才投机参加起义军的。在军内时时要受到纪律制约，早就不舒服了，现在谈判即将成功，便可重整家业，任其作威作福了，便把平时所积的一肚子“窝囊气”，泼向“渠师”身上。
在最后罢兵签字盛大宴会上，双方对签字都抱诚意。将《协约》条文再宣渎一番，最后一次征求双方意见，都一致赞同，于是吕种代表汉军和朝廷，首先在《协约》书上签字、画押；接着相单程代表五溪起义军签字、画押。在场人都十分高兴，二十多天的艰苦谈判，终于见到曙光。与会人入席开怀畅饮，共庆胜利。酒过三巡，吕种以沅陵长的身份，命击鼓、作乐，舞剑以助酒兴。原来这击鼓就是一种“杀人”暗号。各尊长、兵长们的心腹，早已埋伏四周，闻鼓声一齐涌出，相单程三个忠义兄弟毫无警觉，却被伏兵们一阵乱刀杀死。
宋均的矫制招降之策，是在“马援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大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并有“军遂不反”之虞的危难情势下的无奈之策。但其何以竞能得逞?
首先，这应与宋均熟悉五溪“夷情”有关。宋均于建武初曾在五溪担任“辰阳长”(辰阳，今辰溪县)，他在那里“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与五溪蛮关系不错，约颇为了解那里“蛮族”的情况。正因如此，当初光武帝才任命他为征蛮大军的监军。在马援征五溪军事失利并“卒于师”、全军形势危殆之际，宋均根据自己所熟悉的“夷情”制定出“矫制招降”的策略。
而五溪蛮连续3年3次抗击东汉数万大军征讨，其人力物力当已耗费甚巨。尤其第三次抗拒马援军的征讨，从“春三月”至于“冬十月”，时逾半年，其“蛮族”欠发达的经济力量，必然难以维持旷日持久的大军军需补給。所以，他们当时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在《后汉书�6�1南蛮传》中，就提到当时五溪起义军已出现了“饥困”的局而:“……单程等饥困，乞限会援病卒。谒者宋均听悉受降，为置长吏，群蛮遂毛”
“乞降”之说恐为朝廷史书的自我遮羞，但当时五溪起义者出现“饥困”，亦当可信。这应是宋均“矫制招降”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这次征蛮的善后工作是由那位光武帝女婿、虎贲中郎将梁松完成的，最重要的是将“与夷相接，数为所攻”的武陵郡治城迁移至沅水下游的临沅，又对新郡城加以修筑。这迁治和修治工作使郡治和“蛮地”拉开距离。
临沅即古张若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6�1常德府》云：“张若城，地记：秦昭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起定黔中，留其将张若守之，若筑此城以拒楚。”战国晚期，秦昭王遣大将白起攻楚，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包括今常德一带），白起留副将张若守黔中，于是张若在今常德筑下一座城，以抗拒楚国，史称张若城。时间是公元前277年。
秦代沿设黔中郡，郡治在沅陵。武陵“五溪蛮”起义平息后，梁松在武陵所做的善后工作之一，就是将武陵郡治由原来所在义陵，迁移到临沅，并对新郡城进行了一次修建。 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八《朗州》载：“《武陵记》云，后汉梁松自义陵郡移居张若城。今州东张若城是也。”梁松对古代常德城的建设和发展是有贡献的，所以汉代以后常德人民把城北的太阳山改名“梁山”，在山上建梁松庙以纪念他。
其后东汉在五溪地区的建置，较西汉时省掉了两个县(义陵、无阳)，其意似为“松弛”对五溪蛮的统治，以示绥抚;当然，也可能是无力控制五溪腹地，只得放弃的无奈之举。
中原王朝对五溪开发有一个认识过程，一开始是非常激进，恨不得一口吃下去。但在不断的“蛮叛”和进剿中，才认识到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于是五溪治理的中心先是退到了沅水下游的临沅，再一步步向上游推进。
从西汉高帝五年，废黔中郡改置武陵郡，郡府是义陵(今溆浦)，到东汉建武六年迁武陵，治临沅。从义陵到临沅作为郡治自然有它的道理。
西汉曾一度把郡治设在沅水中游地区的支流——溆水流域，两汉王朝的对五溪的开辟和影响己经深入到纵深地区。但在民族对抗激烈的形势下，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因为最后朝廷也意识到“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移东出，遂得见全，先识易号”，只得迁武陵。
义陵位处沅水中游支流的溆水流域，就是当年是屈原被流放的地方。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西汉曾一度将义陵作为武陵郡治所。但有其明显的不足：地势平坦，难以防守；深入蛮地，难居久安，深处蛮地，地形上的难以防守，决定了义陵作为郡治是难以继续长久的。
综观这一时期郡治在沅陵，义陵和临沅间的迁移形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沅陵有雄控之制，但山高水险，腹地狭小，缺乏立郡建治的经济基础;义陵地势平坦，便利农耕，但偏居一隅，不居中枢且又深处蛮地，不能控制形势和长治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