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沅水中下游的搏杀——汉代的五溪战乱
一匹賨布——西汉的好时光
两汉至南北朝的“五溪蛮”聚居的中心地区是在自沅陵而下至辰溪、溆浦一段沅水中游，以及其间的支流酉、武、辰水中下游一带；沅陵则为攻守必争的门户和咽喉。从光武带遣将征讨‘武陵五溪蛮’整个战争过程来看，也都是把沅陵以上沅水一段作主要战场和主攻方向。
两汉时期的五溪蛮还是以氏族、部落而居，部落首领称为“精夫”，在武陵郡内耕田织布，打猎捕鱼，自给自足。东部边缘地区的部分与汉族相交错，与汉族之间有交往；中心地区者则多与原夜郎国的僚、濮族(仡佬、侗、布依族先民)相杂居，与汉族的交往很少。汉王朝对五溪蛮的统治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控制：氏族、部落组织仍然保留，对各氏族、部落的“精夫”“赐印缓”，也就是封官，精夫同时也成了地方官，然后通过各“精夫”来五溪蛮征收贡赋。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的精力主要是疲于应对北方强大的匈奴，基本无暇顾及已融入五溪遁入“溪峒”的苗民，西汉王朝在五溪地区推行一种宽松的羁縻政策，故而民族矛盾相对缓和。
《后汉书�6�1南蛮传》云:“蛮夷……以先父有功，叶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这是指的沅水流域的盘瓠蛮，他们因为是先帝的亲戚而不交税。而酉水流域的板楯蛮，：“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於蜀、巴、汉之境，伤害千馀人。昭王乃募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时有巴郡阆中夷（今阆中郡县）廖仲等射杀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租税，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伤人者论，杀人得以赕钱赎死（赕即赎金）。……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馀户乃岁入口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谓之賨人焉。代号为板楯蛮夷。”板楯蛮则是秦昭襄王时射杀白虎而特许七姓不输租赋。
“蛮无租赋”，历史上曾有过少数民族以此自夸。但应该承认，在五溪蛮族的历史中，是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的时期的，无论是“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的盘瓠蛮，还是七姓不需交租赋，其他的也只要口钱四十。
这时间很短，高祖五年，即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后汉书�6�1南蛮传》载:“汉兴，改(黔中)为武陵，(对武陵蛮夷)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所谓“賨”，也就是秦汉时期少数民族所缴的一种赋税。这样，就对秦制实现了两项改革:一是将秦的令蛮族交纳货币的赋税制改变成了两汉的交纳实物(责布)的赋税制;一是将秦的按**纳赋税改变成了两汉的按大口、小口两等级交纳赋税的制度。
要知道，西汉政府废除了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实行编户制度，即政府把农民编入户，实行按编户征收租赋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当时农民的负担有：田租（土地税）、人头税、更赋（代役税）、徭役、兵役等。显然五溪蛮的“一匹賨布”、无需徭役显然是一种较轻的税赋。
因此，在《史记》和《汉书》中，我们看不到有五溪蛮与朝廷冲突的具体记载。五溪地区难得出现过短暂的兴盛时期。《后汉书�6�1南蛮传》记载的:“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就是指得这段时间。“特盛”一词，表述了其势力已非同一般的兴盛，包含苗民在内的五溪蛮这时处于少赋税、自给自足的化外。五溪蛮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民族小部落，小姓氏族的增多，精夫、族长亦相应巨增。
这种“特盛”到哪种程度？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武溪夷田强，遣长子鲁居上城，次子王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鳖为目霍，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而死”。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六十引《姓谱》亦云：“田强，五溪酋领。王莽欲铸强铜印，强曰：吾汉臣也，誓不臣莽，却，弗受。强有子十人，皆雄勇过人，以其三子将五万人下屯沅东，各筑一城，烽火相应，田子居中城，王子居上城，仓子居下城。”两书记载虽然小异，但大体相同，说的是王莽造反时曾经想赐五溪酋田强铜印，也就是封官招降，但田强有十子，雄勇过常，不吃这一套，我可是汉朝的臣民，哪会跟着你王莽造反（吾辈汉臣，誓不事莽），以其三子将五万人下屯沅东，各筑一城，烽火相警。西汉已亡，为“汉臣”有何意义，此不过田强为拒莽自立之借口而已。
西汉末，五溪首领田强能以5万兵力屯沅东抗拒王莽，可见已具备相当的军事力量。据《汉书�6�1地理志》记载西汉武陵郡人口为185758人，下辖13县，这其中，只有3县(索县、临沅、屠陵)在汉族地区，其余10县(沅陵、义陵、辰阳、酉阳、迁陵、无阳、谭成、零阳、充县、良山)均在少数民族地区。当时少数民族部族人口是不计入郡县的，仅按田强下屯沅东就有“五万”兵众来看，如果一兵带4口，那么田强控制的五溪蛮人口就应有25万，超过了武陵郡的户籍总人口。因此，东汉初年“武陵蛮夷特盛”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盘瓠蛮崭露头角——东汉五溪大反叛
刘秀称帝以后，武陵太守王堂直到建武五年（公元29年）才向刘秀政权“遣使贡献”，表示归服。在西汉时期，湖南地区还是“蛮多汉少”，汉族人至“汉末王莽之乱，始大举移殖荆湘”。对于武陵郡这样蛮族聚居的主要地区来说，“蛮多汉少”的情况尤其为甚，即或是经历了新莽十几年后也如此。当“武陵蛮夷特盛”之时，失去了中原朝廷凭恃的武陵太守王堂，大概也只能保守住郡治、县城及其附近地区等几个中心据点而已，对于动辄可出兵数万的五溪地区蛮族应早就失去了控制能力。因此，他向刘秀政权“遣使贡献”只是意味着他所能控制的郡、县城等几个据点归服了东汉王朝，而广大的五溪地区则仍然是如同原样独立的。
西汉推行的宽松的羁糜政策，随着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 平定蜀地割据势力公孙述后开始改变，开始强化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
东汉政府开始强化对南方的统治，南方开始也就出现“蛮族”的“反叛”。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蛮夷的反叛；十八年(公元42年)有益州西南夷的反叛。东汉政府对这些反叛，都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手段。
为什么到了东汉包括五溪在内的南方开始出现“蛮族”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