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其他说法，如认为里耶秦简的埋藏时间似无先后顺序，因此认为，里耶秦简版埋藏时间很可能是在秦末战乱之时，政务不修，以致档案文书来不及销毁而被官员随意弃置于水井之中，这完全是当时迁陵县地方政府随意弃置的无意识行为。或者对于“里耶秦简为何弃置于一口古井中”的解释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在秦末战乱和改朝换代时，将官方简版文书弃置于井中是秦代迁陵县地方官署对档案文书的一种处置手段，是官方有意识、有制度的行为。有人还联系到了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藏书处名曰“二酉山房”，“二酉”为藏书处代称，指湖南辰州之大、小酉山，相传此处石穴中有秦人藏书千卷。秦简出土于里耶古城的一口井里证明了此传说有充足根据。这也说明将文书藏于洞穴中可能是秦人文书处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这批秦代简牍纪年完整，从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到三十七年，一年不少，记事详细到了月日，它是秦代留存下来的独一无二的地方性的珍贵资料。里耶古城和古井简牍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秦汉学术史面貌，弥补了史料的缺失。其所提供的大量史料信息将独立构建起崭新的历史框架。

而对沅水流域而言，湘西里耶秦简所处的湘西酉水流域及武险山区不仅战国时期是楚秦等国相继开发、对峙征战的前沿地区.更是历史上多民族生息、繁衍、杂处之地秦简的发现不仅有助于坟补该地区历史记载缺乏的空白.了解和认识该地区一些，大历史事件.更有助于该地区考古学文化与民族文化发展序列与体系的认识和建立，使该地区在中国历史和民族发展史中的，要性得以提升。

突然冒出的一个郡——洞庭郡

里耶秦简犊出土前，仅知汉代设有迁陵县。在《汉书�6�1地理志上》、《元和郡县志》和《大清一统志》上，我们知道迁陵自汉至南朝基本上无变化，这个位于保靖县东的汉晋迁陵故城，即今保靖县东龙溪乡、酉水南岸的四方城址。

现从里耶简文得知，汉迁陵县源于同名秦县,里耶古城秦朝时是秦迁陵县城。据里耶秦简记载，里耶是洞庭郡下辖的迁陵县的县治，迁陵县在秦始皇三十二年时有55534户，共30多万人，秦代全国仅2000万人，地处秦朝边区洞庭郡下属一个县的人口数，竟占全国人口的1/70，可见洞庭郡在当时是属于地广人多的大郡。

这枚引出“洞庭郡”的里耶秦简是这么写的：“迁陵以邮行洞庭”，意思是说迁陵的邮件发往洞庭。洞庭肯定是一个地名，而且是迁陵县的上级单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迁陵县的邮件是发往洞庭郡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可能也没有想到，他所著的《史记�6�1秦皇本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而其中却并无洞庭郡，由此，这7个简文将推翻2000多年的权威记载。而另一位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同样也没有洞庭郡的记载。“迁陵以邮行洞庭”中的洞庭，究竟是不是一个郡?

“洞庭”二字突然从地下冒出来，挑战两千多年的权威记载，同时引领着人们搜寻的目光。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五溪被纳入到秦国的版图。随后，在里耶战国古城的基础上，秦帝国建起了迁陵县，县令的名字叫做昌。公元前213年4月6日，县令昌接到上级的一份公文，公文上说，陕西阳陵县有十二个平民欠官府的钱，现在他们都在洞庭郡服兵役，但是不知道他们驻守在洞庭郡下属的哪个县。所以阳陵司空（古代官名，掌水利、营建之事，大概相当现在的建设局局长吧）请求洞庭尉下令，要求各县找到这些士兵并追讨欠款。在县令昌接到的公文当中，就有洞庭郡明确的记载，由此可见，在秦代确实存在着洞庭郡。洞庭郡的出现，像一颗石头扔进了历史的古井当中，唤醒了一段被淹没的历史，洞庭郡究竟在什么地方？

据史料记载，里耶所在的五溪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的黔中郡。《史记》记载秦灭楚后，秦国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设立黔中郡，管辖着湖南西部和湖北、重庆、贵州的部分地区。同时，秦始皇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在黔中郡的东边设立了长沙郡，南边为桂林郡，西边有蜀郡和巴郡，往北是南郡。从地理空间上看，这片区域已没有洞庭郡的立足之地，这让专家感到十分困惑。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个更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史记》中多次出现的黔中郡，在秦简牍中却没有丝毫的记载;同时，简牍文书中涉及到的地方如沅陵、迁陵等正是黔中郡管理的范围。洞庭郡所管辖的地区居然与《史记》当中黔中郡所管理的范围有所重叠。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秦国完成统一之前,亦曾设置黔中郡。《史记�6�1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又说:“(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从以上记载推测,司马错于公元前280年攻取楚黔中后,楚国一度将黔中收回,时隔三年,又有蜀守若伐楚夺取巫郡之事。《水经�6�1沅水注》对此事亦有详细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秦置黔中郡之事另见于《史记�6�1楚世家》、《白起列传》和《资治通鉴》等文献,说明该事件真实可靠。

无论是《汉志》“三十六郡”说、《史记》集解“三十六郡”说，还是《晋志》“四十郡”说，以及后来王国维“四十八郡”说、谭其骧“四十六郡”说，均未见洞庭郡之名。迁陵一带本属楚黔中郡，这就让人费解了。

关于黔中郡与洞庭郡，史学界也只有猜谜语了：一种说法是黔中郡在秦朝时管辖着沅水中上游的五溪地区，另一种说法是公元前222年，秦国把黔中郡之南部分置为洞庭郡，将巫县及其以东划给南郡，巫县以西划给巴郡，黔中郡遂废。

也有学者推测，或许只是因为楚人的仇恨促成了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当时可能有一个误记，这个地方在秦朝时本来叫做洞庭郡，他们写成黔中郡了。在秦朝十几年的时间里，黔中郡一直被洞庭郡代替。当地的楚人并不认可洞庭郡这个名称。随着秦帝国的崩溃，洞庭郡迅速恢复了往日的名称。秦虽于前280年、前277年曾两度攻取黔中，但后均为楚所收复，直至前222年楚彻底灭亡后，黔中地区才算完全正式归秦所有。

或许里耶古简上的记载告诉我们，历史学家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秦王朝不存在‘黔中郡’”。出土古简中多次提到“洞庭郡”的军事、粮食运输、邮件往来甚至所设机构、官员姓名等情况。“洞庭”当为当时五溪所在的郡，而传闻甚多的“黔中郡”是不可能与它并存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所说的长沙郡当为“洞庭郡”之误，因为当时的郡治设在长沙，班固误把郡治所在城市名当成郡名了。从此以后千百年来，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洞庭郡”的横空出世当为它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