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天气晴和的日子，屈原爱到山中的橘林用心赏玩。五溪红桔，外观静美，内心洁净，恰似道德高尚的君子，更使屈原佩服的是橘树那“深固难徙”“独立不迁”的品格。诗人在一番感悟后，诞生了千古传颂的名篇《橘颂》。诗人歌颂橘树的植根深固、遗世独立的品质，正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体物写志的典型作风，与《涉江》中的“余将董道而不豫兮”是灵犀相通的。
巫风缘起——五溪苗蛮的祭祀和《九歌》
五溪处于巫楚的腹地，这里是在原始宗教、巫神话的沃土，其文化具有神巫性、浪漫性传统。楚人在远古时代就信奉神灵，巫在楚人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屈原时代的五溪蛮，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大都停留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阶段。他们认为从祖先到山川河流、风云雷电、鸟木虫蛇、鱼鳖虾蟹以致于到板凳、桌子、门槛、石子、桥梁等等万物都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幽灵的存在。由于苗族所信奉的鬼、神实在太多，因而自然力都被他们丰富的想象赋于形象化、人格化、神秘化—“神化”—神话，
自古以来，这里巫俗文化的精髓是鬼神崇拜，取悦鬼神的目的是攘灾消祸。沟通神灵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巫筮活动完成的。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娱乐都与巫筮活动密切相联，巫风渗透到五溪苗蛮生活的方方面面。屈原被放逐在南楚的湘水和沅水一带，置身在这巫风之地、祭祀之乡，受到巫风的薰陶是十分必然的。《九歌》、《九章》等作品便可以透析出屈原对沅湘风俗的深刻理解。从现存湖湘巫俗文化中，依然可以看到巫筑鬼神崇拜等因素与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信巫鬼，重淫祀”极其相似的情景，这些情景在屈辞中有诸多反映。
五溪苗蛮人神沟通的两种主要方式:一是祭祀，二是卜筮（占问吉凶）。祭祀和卜筮是巫师勾通人神的主要手段，也是和舞师的职能。周代以降，祭祀天地与崇敬祖先逐渐统一起来，祭祖、祭神、祭鬼成为国家祀典，并设置官员专门管理，形成了天神、地抵、人鬼的神鬼系统。湖湘巫俗文化中的祭祀也是供物敬事鬼神，以求福佑的宗教行为。
《九歌》来自民间祭歌、巫歌，是无可非议的。辰溆之地为五溪深入，人迹罕到，被人们称为深林杳冥、猿穴之居，山高蔽日，雨雪幽晦而无垠之地。他在这一带一居九年，仍然没有被召回的希望，孤独愁情和他高洁的志向无法得到统一，故“怀优苦毒”，无法超脱。在充满巫傩文化的“五溪蛮地”观看祭神乐神的大型摊戏，烟雾飘缥、仙气弥漫的场景触动了他的情怀，他仿佛感到自己已经与世隔绝，被抛弃在一个充满仙气的神界。但他的精神却无法熔人其中。在一个似我非我，亦幻亦真的梦境中徘徊，时时被孤独折磨。在诗中多处流露了“孤独”情绪。
《九歌》这一组祭神乐歌，内涵极其丰富，既有金戈铁马之音，又有男欢女爱之情。战歌是其主旋律，情歌亦时时隐现其中。《东皇太一》、《国殇》无论矣。如《东君》，在祭祀朝霞之神时，决不忘写下一笔: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社神图》临摹图，上部正中为“社神”(东皇)太一。
屈原被祭祀中的乐歌和摊戏里的唱腔与扮相吸引住了。想起自己任左徒时主持祀典，都还没有这么好的乐歌、唱腔与扮相，便将这些民间的乐歌、唱腔、扮相烂熟于心，不断整理加工，刻写出了《礼魂》、《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湘君》、《湘夫人》、《山鬼》、《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国殇》等祭祀用的歌词。想有机会的话，再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时作为祭歌用。他取古代乐歌《九歌》为名，把这些用作祭歌的11篇，都收进《九歌》里。
《离骚》——现实、历史、神话在五溪的玄幻交织
屈原正是从溆浦的巫傩唱词中，找到了一种不受任何局限，汪洋态肆，挥洒自如的最佳表现形式，从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体—骚。
溆浦巫傩唱词，动辄就是数百行，打破了此前《诗经》四言诗的格式，也打破了《诗经》固有的模式，且语句长短不齐，自由随意，具有极强的叙事功能，更能表达人的复杂情感和重大事件。她叙事丰富，想象奇特;长短交错，极富节奏;行云流水，一唱三叹;雄壮处，千军万马，天兵神将;细微处，柴米油盐，妇孺闺阁;金鼓伴奏，气氛悲壮。巫傩唱词可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自由诗，也是上古时期的现代派诗。
而作为五溪蛮的主体民族，现在苗族的古歌仍然这样天马行空，没完没了地歌唱。《跋山涉水歌》有1000多行，《娘阿莎》长达1200行，(兄妹歌》长达1500余行，《格罗格桑》长达3000余行等等。苗族的诗歌不仅多(如(种棉歌)、(种谷歌)、《打渔歌》、《造房歌》、《造酒歌》、《造船歌)、(活路歌)、春夏秋冬(四季歌)等)而且长，就是唱几天几夜也唱不完、说不尽。在苗族歌多、歌长迷漫风气的影响薰陶之下，他的诗也会“自然而然”地“长”起来—因为就即或长达373句、2490字的(离骚》，比起那唱几天几夜都唱不完、说不尽的苗歌来，实在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但373句、2490字的诗歌，在汉族诗歌史上，却是创造了历史。
顷襄王八九年间，屈原行年正当五十岁上下，与五十六岁的老年之期，已逐渐临近。 而这时正处于战国新旧交替的激烈变化时代，楚国原本在群雄并峙之中，曾居于盟主地位，有着统一天下的诸多条件。但自楚悼王变法失败以后，国政受旧贵族的把持，日非一日。至屈原所生活的时期，由于内政不修，外有强秦压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屈原企图革新政治，振兴楚国，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却得不到理解，是他目睹祖国的日趋危亡，而自己却被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眼看楚国濒临险境而又救国无门。
为表达自己在这种战乱纷飞年代报国无门的苦闷心情，屈原完成了据有自传体性质的长诗《离骚》。
诗人首先以十分庄重而自矜的口吻，自叙了高贵的出身，奇异的生日，以及由于父亲对自己莫大期望而赐予的“美名”。他强调自己与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阳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自道奇异的生辰，美好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现他的尊贵不凡和具有崇高的理想。接着诗人表白了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并以万分急迫的心情表达了自己献身君国的愿望。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他担心时光飞逝，自己为国家做不成事业，对生命有限性的热虑如同阵阵烈风，立即扑而而来。时光易逝、人生短暂，日月不居，时不我，这里屈原表现出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老之将至而修名未立，引出了对生命有限性的恐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