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庄蹻入滇溯沅水而上的路线选择，在其后的两千多年显示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中原王朝两千年对西南的开发就是沿着这条路线来进行的：宋朝以前，朝廷想的是怎样打通沅水下游到中上游的通道，以及怎样在沅水中上游的五溪扎下根来；而在元明清的年代，沅水上游到云南的陆上驿道已经开通，沅水水道交通也已经稳定下来。倒是水陆交通转换的那个节点——湘黔交界的腊尔山苗疆麻烦不断，而沅水、五溪和苗疆发生的故事，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那段历史。
二、发自五溪的吟唱——屈原的《楚辞》和巫楚的张扬
《渔父》和《涉江》——屈原深入五溪之行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史籍上有关于对五溪征伐和赋税的记载外，外界对五溪地区宣有了解，外界对“五溪蛮”记载之始，竟然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文人——屈原。
关于屈原和湘西的关系，有一些湘西历史的研究者注意到了，但是还相当不够。现在屈原的身世和作品产生的地点年代都颇多争议，但五溪苗蛮对屈原作品的影响和屈原对五溪文化的传播，以及湘西至今对屈原和巫楚精神的传承，却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也是本文要专门探讨屈原作品与五溪“苗蛮”关系的原因。
屈原生于公元前339年， 他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当初是一位“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政治家，曾被楚怀王任为‘左徒”。这是个显贵的职任，由贵族充任，可兼太子傅，可升令尹，因此《越绝书》卷十五《吴平》竟称‘楚相屈原，屈原充任此职的时候，“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还主管祭祀，深得怀王的信任，采纳他对内改革对外亲齐的政治主张，甚至连起草为宪令这样的重任都交给他。这时，他的精力才智专注于楚国的内政外交上，考虑的是如何竭诚尽忠辅佐怀王，为楚国探索一条富强之路。
但是以楚怀王之后郑袖、次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主张对内保守对外亲秦，与屈原主张的“美政”发生尖锐的冲突。当屈原正在起草为宪令之际，上官大夫为了探听为宪令的内容，就想夺去看，屈原不与。上官大夫借机反诬屈原泄露机密，恃才矜功。怀王不察，遂疏远屈原。这一疏远，就是11年不见面。直到公元前298年，即楚怀王三十年，怀王离郑赴秦时，屈原飞马奔来劝阻，才与怀王见上一面。这次见面，连怀王心里都涌起了一阵伤感，说:“十多年不见，屈原憔悴了”。
怀王赴秦被扣在，王后郑袖立太子横为顷襄王，次子子兰为令尹，降屈原为三闾大夫。保守势力占据了上风。三闾大夫只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的官，主要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
怀王入秦不反，引志了楚人普遍的怀念。顷襄王即位之后，子兰竟充任令尹，于是国都那出现了公开批评子兰的群众性的政治事件:“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人秦而不反也”。屈原大概参加了声讨子兰的行列，很可能还是倡导者，因此，“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里的“迁”就是放逐.其放逐之地，江南是当时楚国拙臣窜逐之所。
关于屈原生平、放逐的年代和作品的写作年代，由于当时的历史书籍并没有记录，直到汉文帝时，文人贾谊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在长沙读了屈原的诗篇，听到了有关屈原的传说，因而禁不住投赋吊祭屈原。屈原的作品被埋没了百余年，幸亏贾谊才得以传播。后来关于屈原的生平、作品年代、甚至流放地都颇多争议，因为这些都是后来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
本书所采用的材料也是沅湘和溆浦的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据张中一《屈原新传》考证，屈原在湖湘的作品有《天问》、《招魂》、《离骚》、《九歌》、《九章》，都是屈原晚年在沏湘活动的文献资料，记载了屈原来湖湘的时间、原因和事迹。而溆浦的禹经安更是证明了屈原在沅湘的活动主要以溆浦为中心，中间或许外出沅湘流域浪迹出游，但是溆浦始终是他活动的据点。
公元前296年（楚顷襄王三年）春，楚怀王死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也是在这时四十四岁的屈原开始了沅水流域和洞庭湖长达十八年的放逐生活。“江南”当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当时楚国的京城在郢都，紧靠长江北岸。在长江以北的楚人看来，那时的江南就是一个蛮荒神秘、崇山峻岭、人神杂处的怪诞奇异之地，自然也就成了失宠官员的流放之地。
屈原的这次放逐其行程路线，在他的《哀郢》、《涉江》、《招魂》等诗篇中多有记载，自叙甚详。他溯源而上，先从郢都沿长江东下，又向南折入洞庭湖，溯沅水而上，前往他的流放地——五溪沅水流域中游的溆浦。
此年的凉秋九月，屈原离开邹都下长江南入洞庭湖，经湘江口再西行，在今汉寿县城入沅水。过沧港镇，经枉渚、临沅，西至沅陵，再南向到溆浦。
凉秋九月，屈原离开郢都下长江南入洞庭湖，十月从汉寿县城进入沅水。距今二千三百年前，八百里洞庭湖，水面开阔。位于洞庭湖西南角的今汉寿县城，正是沅水入洞庭湖处，沧浪古镇在汉寿县城西一十五里。
常德县黄土店镇的一脉小山叫沧山，从沧山发源流出三条小河。最小的一条南流入资水;大的一条北流，在德山孤峰岭脚入沅水，就是枉水;另一条东北流，在沧港镇入沅水，就是沧浪水。诗人心情忧愤苦闷，来到沧浪水畔，边行边吟而成了散体小赋《渔父》，文字不长: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稿。渔父见而问之曰:呼非三阎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竖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崛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嚷其醋?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了”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汉汉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具而去，乃歌曰:枪浪之水清兮，可以灌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屈原在放逐途中体味着最深重的苦痛时,渔父踏浪而来。那真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一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道出了仕途不顺壮志未逐，似乎永远解不开割不去的困惑。其实,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质上是屈原对自身灵魂的质询与回应,是屈原心中两套价值观相抗衡的外在投射。最后屈原自投汩罗江,显示了他对自己人生信条的执着,也同时成就了他作为仕人典范的千古英名。而渔父成为隐者的代名词大约也以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