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台文化就是高庙人后代的文化，它不是后来迁徙进来的。朱家台文化遗址主要有桑植朱家台、永顺不二门、龙山苗市坝嘴三处，出土的陶器具有很大的共性，这些共性可概括为:夹砂褐陶，多圆底器而无三足器，以圆底罐(少量平底罐)为主要器物，罐类颈部的划纹水波纹极富个性，年代在商时期。
朱家台文化是高庙以后的一种土著文化，它与洞庭湖区的商周文化不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它的族属很可能就是文献上记载的濮人。
濮也被称为百濮。濮人最早出现在中原文献中，是贡丹砂的“濮人”，《逸周书�6�1王会解》有“成周之会，……濮人以丹砂”。我国朱砂的主要产地就在辰州，故又称为辰砂，汞矿的产地多集中在武陵和五溪（今湘西、黔东北和渝东山区）。所以，濮人向周王室进贡丹砂的记载，已经把濮人的地域铁定了。广义上的濮人地域很宽泛，但狭义上的濮族，濮族集团中心区，即《尚书》中的“濮人”，应在湘西丘陵和渝东山地，这才是濮人的真正故乡。王鸣盛《尚书后案》说:“湖南辰州实古濮地。”有相当多的‘蛮夷.生活于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即以隋唐辰州为中心的今湘西和黔东北地区(秦汉以后称武陵五溪地区)。这都说明，辰州，即以现今沅陵县为中心的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早已是濮人居住的地方.
五溪当时就是一块很大的“濮地”。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越长江、洞庭向南扩展，逐步实现对湖南的开拓。在诸侯争霸，逐鹿中原的条件下，各国对土地、人口、资源和财富的掠夺是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楚国在征服“汉阳诸姬”和拥有江淮广大地域的条件下。试图北上受到齐、晋等强国的阻击，楚国对位居其西南部的巴濮的征服和开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灭巴开濮”是楚国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所需。
据《史记》记载，旱在西周夷王时，楚的领土就已直接同江南的“蛮夷”和“濮地”相邻了，楚同这些“蛮夷”开始直接发生了联系。楚国在开拓了枝江至武昌一线长江中游的“楚蛮之地”后，从蚡冒开始，楚对‘濮地”，即对洞庭西部黔中郡基本地域进行“开辟”。据记载，周平王之末，“秦、晋、齐、楚代兴”，“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当然“启濮”并不一定就完全据有“濮地”，但至少说明，楚的政治、军事势力已开始伸进湖南西北部，即后来楚黔中郡的基本地域。至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隋”，三十七年，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这就不仅是“开濮"，而且是“有之”。即距蛤冒数十年后，楚基本上完成了对黔中郡基本地域的“开辟”。至于楚黔中郡创设于何时，目前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左右，即春秋早、中期之交，楚国军事、政治势力已正式从郢都的“江南”和洞庭湖西部进入了湖南，据有了黔中郡的中心。
楚平王时期(公元前528- 516年)，即距成王百年之后的春秋末期，楚国势力向南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这一阶段，主要是沿沅水而上的五溪纳入黔中郡版籍.这就是《左传》所载，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楚子为舟师伐濮”.楚国于春秋早期已‘开濮地而有之”，平王此时‘伐濮”，当然不会是原来的“濮地’了。
随着楚国对五溪的开拓，沅水流域经济确实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从常德、辰溪等地发掘的战国楚墓看，当时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有锄、镬、斧、铲、刀、削、锤、凿等，并且都是铁制的。这说明，战国时，铁制农具已在沅水流域各地普遍使用，沅水下游很快成为了楚国的重要产粮区。其次是矿业和金属冶炼制造业的发展.九曲湾古铜矿遗址，共有矿井14处，发现了一批铁锤、铁凿、木牛、木瓢、木褪、藤篓等采掘工具，经科学测定，是春秋时楚人开采铜矿的遗址。最后，是商业的发展.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湖南的内外贸易日趋活跃。战国时楚国商人已沿沅水通达各地，往返贸易。
西周末年以后，随着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濮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而受到楚国镇压的濮人则向其分布区的西边、南边、西南边迁徙移动，大量进入了今川、滇、黔。战国以后，原活跃于江汉地区的百濮就鲜见于文献记载。
然而，被楚灭亡的濮人，除大部分向外迁徙以外，还有一部分留居原地，五溪地区出土的那批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墓葬便肯定不是楚人的墓葬，绳纹圜底罐和宽格青铜短剑为器物代表和墓葬、遗址中不见三足器的现象等为濮文化的主要标志,在慈利官地、常德官山、临澧太山庙、保靖四方城、常德德山茅湾、常德二纺、沅陵窑头木马岭、辰溪米家滩、溆浦马田坪等地战国墓地中均出土有一种在沅水、澧水和资水下游所特有的宽格青铜短剑，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可以活动的宽格，格上有繁复的几何图案，扁茎，与剑身一次铸成，茎脊贯通，茎正中有一个或呈一直线的两个乃至数个穿孔。它不同于越式剑或巴蜀式剑，有研究者认为应是在楚人入主湘西、湘西北后仍在当地生活的原濮系民族的遗物。这些剑或出于楚墓，或单独出土，反映了楚濮文化因素的共存。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当时濮人为楚所统治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
五溪的神秘过客——庄蹻入滇的过境之旅
楚人“开濮”，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意图，就是开发西南。
云贵高原被称为“西南夷”地区，遍布着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部落、酋邦或方国。据彝文文献记载推算，古夜郎立国在春秋中叶，至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国灭，大约有600多年的历史；滇立国及灭国时间稍晚一些。夜郎国以今贵州为中心，占有贵州大部、云南东部、四川西南部和广西西北部的广大区域；滇国在夜郎以西，如《史记》所说：“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滇国以今昆明、呈贡为中心，占有环滇池周围数百公里土地。
夜郎国及滇国人祖祖辈辈在云贵高原上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特别是夜郎地区的居民，高山深堑的阻隔，他们很少受到外界惊扰。
构成夜郎国及滇国主体民族的夷、濮、越三大族系及稍后进入夜郎境内的苗瑶族系，在封闭式的生活圈子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们很少有人想到过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夜郎自大”的成语虽是历史的误会，却也表明了夜郎国及滇国人囿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信息极为闭塞的事实。如司马迁所说：“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夜郎国及滇国人处在自我满足的状态中。因此在数百年间，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终于有一天，这一切都为来自楚国的庄蹻的队伍所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