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溪早期的迁徙者——荆蛮
好了，那些概念很枯燥，我们还是看看五溪早期的迁徙者吧。
高庙人在沅水流域打猎捕鱼，祭祀日月的约两、三千年后，五溪迎来了第一批迁徙者——荆蛮。
商、周之际，在南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这就是史籍所载的“荆蛮”、“蛮荆”(有时又称“荆楚”或“荆”)。
关于“荆蛮”的来源，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九黎部落和其后的三苗部落有关，或者说他们是“三苗”部族的后代，也就是与今天的苗族有关。他们在黄河下游的征战中失利而迁徙南方。因为本书在后面关于苗族的蚩尤崇拜一节专门会提及这一问题，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荆蛮”势力的兴起，势力强盛起来，同中原华夏族发生接触和冲突大约是在商朝前期。早在成汤时，“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商朝统治者在攻占有洛，即今河南南部地区之后，曾乘胜南下征“荆蛮”。商朝的军队从河南进入湖北，深入到“荆蛮”腹地，打败了荆蛮”，俘获了大量人口，规定了“荆蛮”对商统治者定期朝觑和贡献的义务。大概自此以后，至商纣灭亡的二百多年间，“荆蛮”同商朝基本上一直维持了朝觑和贡献的关系
由于商朝被推翻，在西周初期，“荆蛮”可能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至西周中期，“荆蛮”发展成周朝统治者南方的劲敌，周王朝视为隐患。故从昭王开始，周对荆蛮多次进行征伐，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周昭王征伐中死于南国，周穆王两次伐楚，直到周宣王“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这次南征，宣王任命得力的大臣方叔为将，全国军队倾巢出动。可见这次征伐的规模之大，亦可见当时“荆蛮”威胁之大。经过这次南征，“荆蛮”又归服了周朝。
也就是在这时，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伴随着西周朝廷的不断征伐，荆蛮——这些被认为是苗族的先民大部分被迫离开江湖平原，向西南山区迁徙，进人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湘西、黔东、川东南和鄂西一带。而到战国时吴起发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时，这种迁徙在不断加快。
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夜郎以及荆州都有苗族先民活动。秦汉时，大部分苗族先民在武陵郡（今湘黔交界一带）、牂柯郡（大致今贵州一带）、越巂郡（今云南、四川交界一带）、巴郡（今重庆、四川部分区域）、南郡（今湖北部分区域）等地区定居，小部分继续迁徙到黔东南都柳江流域。
这些被迫逃进武陵山区和五溪地区的荆蛮，成为史籍上称为的“武陵蛮”、“五溪蛮”的一部分。
这些经历，从朝廷的史籍上我们能看到真实的记载；而从苗族记录自己民族历史的史诗，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对那段迁徙历史的传唱。
东部苗族的古歌，苗语中称为“都荆豆征那”，意思是“苗族从宽广的旱地平原迁徙到广阔的水田之乡的史诗”，也就是叙述苗族祖先蚩尤遗族从黄河平原迁徙到“洞庭彭蠡”之间水乡的史诗。
滇东北和黔西北苗族流传的《爷觉力唐歌》，叙述格蚩爷老的后人爷觉力唐被沙台觉地望(即汉人首领)打败，被迫抛弃大湖东边的田园和宽广的平原，来到高寒山区。
湖南西部的苗族古歌《鸺巴鸺玛》是一首叙述苗族先民迁徙的史诗，诗中对苗族先祖在蚩尤死后从黄河边上迁到湘西的历史作了详尽的叙唱。诗中说苗族祖先原来住在“灰一样”、“糠一样”的大江边（即黄河边），遭人欺侮被人驱赶，才辗转迁徙来到湖南洞庭湖边，后来在此也无法居住下去，只好继续向西迁徙，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的生活时，记下了先后在崇山（今张家界永定区）、泸溪峒（今泸溪、辰溪一带）建立了家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
但是毕竟历史久远，这些传唱有多少是后人的加工我们已经无人知晓，描述也已经显得模糊。在他们的传唱中我们只知道，当他们还定居在“占楚占菩”（楚国江汉江淮流域）的年代，“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银戴金，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后来遭到恶鬼“枷嘎”“枷狞”的破坏，被迫离开富饶的平原，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也就是五溪地区。
荆楚地区和沅水主干流（初入五溪的苗蛮主要聚居区）的一些商周遗址也验证了这段历史。
在西洞庭湖西岸，石门皂市遗址是商周时期三苗文化的典型遗址。炊器鼎、釜、两共存，鼎足多有扉棱，为中原商文化作风，皂市文化出土的锥形实足分档赢、大口缸、带扳禽、爵、大口尊与中原商文化所出同类器物基本相同。皂市文化中的大口缸为红陶，肩部饰附加堆纹，方格纹，附圆饼状小平底。皂市文化罐皆为小口长颈有肩，均为泥质红胎黑皮陶，用途为容器。皂市文化地处平原丘岗，以农耕经济为主，辅以一定比例的渔猎。
商周时期三苗文化在沅水及其支流有更多的分布，在溆浦、芷江、麻阳和沅水沿岸有数十处之多。这些遗址多见于河流主干流沿岸适合于农耕的平坝和台地。该地的陶系以夹砂红褐陶、红胎黑皮陶为主.极少纯正的灰陶.最常见的陶器是一种夹砂红陶大曰缸.还有花边圈足碗、束腰大圈足豆、竹节柄豆等.也出有一些夹砂褐陶釜、高颈罐等。1994年对沅陵董家坪遗址进行了发掘.除了以上常见的器物外.还出有少鬲、爵等商文化因素的典型器物。这说明该遗存文化而貌与皂市类型文化是非常接近的，明显源于古洞庭湖区的三苗
沅水流域的濮人和楚人“开濮”
沅水流域和武陵山区从高庙人以后的土著人的变迁序列并不那么清晰。也就是说，高庙人的后代怎么在五溪生活，我们并不太那么清楚。
由于缺乏历史文献记载，沅水流域曾经生活的人群我们只能从文化遗址中去梳理。
沅水及洞庭湖沿岸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中原商文化盘龙城类型的遗址，以岳阳铜鼓山文化为代表;第二类是受中原商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本地土著文化，以洞庭湖东岸的费家河文化与西岸的皂市文化为代表；第三类是几乎未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影响而独立发展的土著文化，即是分布于湘西武陵山区腹地的朱家台文化。
这三类文化遗址对应代表着曾经生活在沅水流域的三类人：沅水下游的岳阳铜鼓山文化代表着进入沅水流域的汉人；皂市文化明显属三苗族群；朱家台文化是本地人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