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首的话。

提起湘西，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土匪，然后是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等种种秘像。这里是一个既有神秘感又能能满足了人们好奇心理的地方。从古到今汉文献典籍不乏这里的种种猎奇，但是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起源和原因却鲜有探究。

例如，这里的土匪真厉害，湘西剿匪成为解放初国家的一件大事，民国这里等于是土匪自治，明清朝廷在这里吃尽苦头，留下了数不尽的“防苗”军事设施，宋代朝廷开边也仅仅到了沅水上游的辰沅河谷，进不了“苗疆”和“蛮地”；汉代这里的“五溪蛮”更是马援“马革裹尸还”的制造者。正像战斗的民族俄罗斯总是在外族入侵中一样，这里的“苗蛮”也是在历代朝廷的“王化”清剿中锻炼成中国赫赫有名的“土匪”的。

又如，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起源于这里“苗蛮”的种种信仰和习俗。湘西历史上为多民族避难、繁衍、聚居之地，曾是巴人、楚人、华夏族人、百越人和濮人等古代族群的聚居地。在时光的流逝中，那些古老的族群不断繁衍变化着，有的往外迁徙，有的被同化、被融合，不断衍生出新的族群。全国56个民族中，有苗、土家、瑶、仡佬族、布依族、水族等30多个民族至今在这个地区生活，或者在这里能找到早期的影子，这里是中国民族生态最丰富的地区，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和民族斗争中的五溪苗蛮，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威胁着他们，人仇鬼恨 交织在一起，他们除了崇拜祖先、信仰民族鬼魂外，就只有继续信仰万物有灵了，他们把一切的自然物都想象成有感觉、有意志、有思维的物体。他们举行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等种种秘像出现在这里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试图还原一部湘西史，一部苗族史，非虚构，所有情节都是基于历史材料之上的，但是在写作中感觉湘西和苗疆文化之丰富，取舍拿捏之难，颇有力不从心只感。这也是作者把天涯煮酒论史作为本文首发地的原因。希望这里对湘西历史感兴趣的湘西人，民族史、苗族史、西南史爱好者能给本文框架提出意见，对细节加以补充，对不对之处做出勘误，以便作者完善和丰富本书，最终目的是想写一部能反映湘西苗疆历史的的书籍。

谢谢你们对本文的支持。

前言

苗疆和湘西这两个概念都是不容易把握的地理范畴。虽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这两个概念差别很大。苗疆可以泛指湘西、贵州、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广大区域，但在元代前，和“蛮地”并称主要指向沅水中下游的辰、沅河谷地带，王朝的开拓也主要集中沅水中下游的争夺；元明以后，中原王朝已经深入到云贵高原，西南驿道的开通和护卫，贵州、云南等西南边疆都为苗疆；随着朝廷开发的深入和“王化”的加速，渐渐又消减了苗疆的范围，清代以后苗疆主要指向了腊尓山和雷公山两个生苗区，当然酉水流域的土司区历史上由于“土家”的概念并不清晰，也称苗疆。而湘西是民国才有的概念，大之为整个湖南西部，小之则为现在的湘西自治州，清代这里为湘黔边地区，元明为湖广西部苗疆，疆域更广，包括了黔东南和黔东北。我把雷公山（黔东南）苗疆纳入本书就因为历史上它曾经是湘西（湖广西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因为它是元明以后仅存的两个苗疆（生苗区）之一。

我们想记录苗疆和湘西的历史时，往往也是随着中原王朝征伐的脚步：

历史上 从西汉马援在五溪“马革裹尸还”起，中原王朝就开始不断地征伐五溪地区，而五溪蛮的“反叛”也越发剧烈，朝廷开始视这片区域为心腹大患，双方在沅水流域开始了拉锯战。沅水就像一把标尺，度量着中原王朝的兴盛和边疆拓展的决心，王朝的五溪治理中心也从沅水中上游的义陵（溆浦），退到下游的陵沅（常德），再徐徐往中游的辰州（沅陵）挺近。唐王朝的羁縻州，五代以“溪州铜柱”开始的八百年永顺土司王朝都是某种间接统治形式，熙宁开边挺进沅州达到了宋朝所能“拓展”的极限。而云南“入湖广道”的开通，迫使中原王朝经营位于驿道入口咽喉的腊尔山和雷公山两个生苗区。明朝廷恩威并施，沿袭土司统治，设立卫所，对腊尔山周围“生苗”区构成了一副强大的军事震慑骨架。然而“苗反”、“寇边”仍然频繁发生，明朝廷在和腊尓山红苗反复的较量中不胜其烦，有了放弃对这块苗疆统治的想法：先是沿苗疆建起十三哨和二十四堡，再修长约三百八十里的“苗疆边墙”进行军事封锁，从此正式放弃了对腊尔山苗疆的管理，实行起所谓的“蛮不出境，民不入峒”的政策，只希望苗民不要越过边墙“寇边”，掳掠“客民”。清王朝在中原安定下来以后，通过大肆屠戮的“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实现了腊尔山红苗和雷公山黑苗两个苗疆的统治，随后清王朝设官建制，促进生产，修路架桥，建立学校，移风易俗，弄的有模有样的。但是也就是这时，在六十年间先后发生了雍乾苗反和乾嘉苗反，雍乾苗反是苗族对苗疆开辟的直接反抗，苗汉民族文化的碰撞在乾嘉之际达到了极限，清朝廷前后动员了近18万兵力，经历了11年之久平息了发生在腊尓山苗疆这场叛乱。

在这之后，我们倒看到中原文明和苗疆文明的妥协和融合。清朝廷任用苗官征苗兵，在苗疆培育着自己的势力；建义学修书院，以儒学化导着苗民；沿边墙设立集市，输入盐铁而运出土特产，改善着苗疆的民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随后我们看到清水江流域争江过程中苗民各方都在寻求清廷官方支持和法律依据；我们看到沅水的放排人和酉水的船工在号子声中源源不断地把木材、桐油等苗疆的土特产地运往中原；我们看到为苗、客民划界的清代苗疆边墙旁的集市苗汉民常年累月的交易，使得边墙失去作用而渐毁；我们听到耄耋老人和咿呀学语的幼童在苗疆义学一同朗朗读书声，这些读书声把儒家的礼仪潜移默化进了苗民的生活。正是这些两百年持续不断的经济互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后来我们还看到了苗疆筸军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为清帝国搏命，苗疆士子辛亥革命攻打清王朝在湖南最后堡垒，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苗民土家为新中国黎明的战斗，抗战中筸军的前仆后继和苗疆抗战中对难民的接纳。我们看到田兴恕、向警予、熊希龄、沈从文、贺龙、粟裕、滕代远这一代代苗疆人走出苗疆，在国家舞台上展现出责任和担当。苗疆这个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就这样一步步成为民族融合最好的地区，它与中华已经融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