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公元1067年，年仅20岁的宋神宗即位，改元熙宁。

熙宁。一提到这个年号，就会让人自觉联想到中国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当然还会想到在这场变法中引吭高歌的领唱王安石。

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多年来北宋国家财政空虚，官员机构庞大，军事力量疲软等问题日益变得突出。

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五月，反对变法的曹太后终于撤帘还政，亲政之后的宋英宗实在想有所做为。甫一亲政，他就向大臣们提出一个严肃命题：“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到治平三年九月，宋英宗才又提出“去冗官之患”，对腐败的吏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可惜，雄心勃勃想有番作为的宋英宗于次年正月去世，他的一腔改革宏愿只能留待后人去实现。

于是，大宋权力宝座上出现了赵顼，他就是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宋神宗。

赵顼尚为太子时，即已深察国家政体中存在的种种积弊，并一心奋发图强。他特别留意那些要求改革的呼声。王安石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任度支判官时，曾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并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路。当时虽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但其言辞恳切、深中肯綮的《言事书》却给赵顼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之后立即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又诏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公元1068年，宋神宗再次诏王安石“越次入对”，商讨变法。公元1069年，熙宁三年，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保障变法顺利实施，特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王安石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他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超凡勇气，大刀阔斧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同年，颁布实行均输法、青苗法（常平法）、农田水利法。

熙宁改革也一直在反对派激烈抵制与严厉批评声中艰难进行。反对者的阵营十分强大，这中间有在深宫仍具有话语权的太皇太后曹氏，甚至还包括庆历新政中的改革派韩琦、富弼等三朝元老，也包括程颢、邵康节、张载等学界名流。围绕改革，形成新旧两党。

为强化新政推行，王安石一方面对许多旧党人物进行严厉打击，如吕公著被贬知颖州，赵挶嶂贾荩舔崆淳┪髀诽岬阈逃抨嶂玻环矫嫖奂祷ちα浚旨萋实靥岚稳斡昧艘慌履芙运サ恼瓮痘撸斐闪酥伊荚绨征恚樾〕涿硖玫氖Ш饩置妗�

司马光就站在熙宁变法的反对者行列中。

面对纷扰诡谲的政坛，久生寄居林下之心的司马光早已罢息了当年“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的悬想，他几乎是带着一副自我边缘化的心态走进的神宗一朝。

且看《宋史》中的这段记载：“神宗即位，擢光为翰林学士，光力辞。神宗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

被授予翰林学士却拒辞不就，给出的理由更是牵强，俺不会写四六骈文。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王安石此时为翰林学士，道不同不相为谋，司马光不屑与之同列。

（未完待续）

五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朝野的刑事案件。

登州女子阿云在母亲去逝守丧未结时，因外力被迫嫁给了一个叫韦阿大的人。阿云嫌韦阿大丑陋，新婚之夜谋害韦阿大，结果刀断新郎一指，阿云后来投案自首。案件上报审刑院和大理寺后，审刑院和大理寺认为此桩婚事本不合法，阿云无罪，而登州知州却认为应以谋杀罪处决阿英。争执不下中，此案上报到宋神宗那里，神宗令翰林学士王安石与知制诰司马光对案件进行裁定。

王安石认为登州方面判决合理，应该对阿英处以极刑，司马光却认为审刑院判决正确，应该无罪释放。其后，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颉等人上书支持司马光，吕公著上书支持王安石。围绕这个普通的民事案件，朝廷官员之中迅速形成正反两大派，结果挺司马光一方受到王安石制裁，知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等人被弹劾，经司马光上书，神宗代为极力辩解，这些官员才得以幸免。

由这个普通不过的案子，其实已经反映出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政见的严重不合。

王安石认为，祖宗成法不可不变，天下民意汹汹又如何，只要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利于强军固国，那么就都应该无所顾忌地大力推行。司马光则认为，国家不应该去与老百姓争利，国家的强大之本在于取法三代的治国理念，开源节流方才是增加财政的正确途径。

从他两人的当面辩论也看瞅见彼此存在的严重分歧。

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王安石说：“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王安石反驳：“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对答：“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彼此的观念之争，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彻底水火不容。

《宋史·司马光传》中有记：“它日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之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公元1070年，宋神宗熙宁三年，针对实施青苗法在朝官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论争，反对者主要包括韩琦、司马光、吕公著、范镇、欧阳修、程颢、苏辙、苏轼、吕景、孙觉等人。韩琦上书对青苗法进行猛烈抨击，神宗似有所悟，王安石为此托病居家，并请求解除职务。宋神宗于是准备启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再次拒绝，他说得很直截了当：“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宋神宗最终还是决定推行青苗法，并再次启用王安石。反对变法者纷纷被解除朝中要职，贬往外地。司马光也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到长安知永兴军。

在长安与同年进士李尧夫赠别的诗中，他这样写道：“世路饱谙都是梦，人生可贵莫如身。会须筑室临清洛，相与携筇戴葛巾。”身虽在宦途，人也虽在长安，但头戴葛巾逍遥江湖的主意却已拿定，目的地也很明确，洛阳。

终于如愿以偿，公元1071年司马光自请判西京御史台，获准。他自此退居洛阳，在牡丹丛中15年绝口不提政坛之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