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谏是需要勇气的，但纳谏更需要勇气。

双方缺一不可。相对于进谏者那张面折庭争的勇敢的嘴，纳谏人那双从善若流，有理性分辨的耳朵更显可贵。

在唐朝，魏征的嘴巴与李世民的耳朵便形成了良好的默契对应关系。但魏征的直谏，却似乎总有着某种为反衬太宗虚怀若谷而故意犯难较劲的成份，纳谏与进谏双方有演双簧的浓重痕迹。破绽就表现在，魏征决不非议同僚，只是揪太宗可有可无的小瑕疵。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不开罪同事，赢得群众基础；二是在反证领袖高大中获得上司满意。

魏征享有的千古直臣之名，其实可以打个大大的问号的。

司马光不这样。他的进谏没有选择，也没有前提，更没有禁忌。

极受宋仁宗信赖的宦官麦允言死后，皇上违反礼制赐给卤簿，即按一品官的仪仗出殡。司马光上书指出：“繁缨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视繁缨，不亦大乎？”

权高位重的夏竦，死后被仁宗赐谥“文正”，满朝无人反对，独官职仅为同知礼院的司马光大摇其头，他向仁宗诘问：“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宋仁宗于是改谥其为“文庄”。

宋仁宗因追念章懿皇太后，即历史上狸猫换太子传说中的受害者李宸妃，将自己爱女兖国公主嫁给她的侄子李玮，婚后小俩口却感情不好，仁宗下诏出李玮卫州，兖国公主回大内禁中居住。司马光为此进谏：“玮既黜，公主安得无罪？”仁宗闻听后，降公主沂国，待李氏恩遇不衰。

宋仁宗充媛董氏死，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又来指责：“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

不管是朝中权臣还是大内宠宦，不管是帝王宠妃还是皇帝爱女，司马光统统不管不顾，只要有悖于礼，不合法度，那我就据理力争，奋起指责。

宋英宗公元1064年即位。上台后诏集群臣集议濮王典礼。

起因是，英宗即位之前，其生父濮安懿王赵允已死，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认为应尊濮王为“皇考”，龙图阁待制司马光表示反对，他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于是与谏官吕诲、薛纯仁、吕大防等人强烈主张崇濮王为“皇伯”。最后，曹太后从后宫降下懿旨，以“皇考”定论。

表面看来是正反两派在围绕一件不凉不酸的事情在相互争议，其实，反对派是在冒犯宋英宗本人，不给现任领导面子。结果，吕诲、薛纯仁、吕大防等因此被黜，为此司马光请求一同被贬放。

曹佾是曹太后的亲弟弟，被宋英宗擢升为相。而此时宋英宗因病不能亲政，朝政由曹太后垂帘。司马光却无所顾忌地上书指出：“陛下欲以慰母心，而迁除无名，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

宦官任守忠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在宋仁宗准备立赵宗实为皇子时千方百计进行阻扰。宋英宗继位后，任守忠又捏造谣言，在宋英宗与曹太后之间挑拨离间，搬弄是非。但他却深得宋英宗信任，致使势焰熏天。面对他，司马光毫无畏惧，上书英宗直指其奸：“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构，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而宰相韩琦、富弼则竭力庇护任守忠，无奈，宋英宗只好降任守忠为节度副使，天下人闻之称快。

公元1067年，兵部员外郎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司马光再次上书直言其佞：“汉卫绾不从太子饮，故景帝待之厚。周张美私以公钱给世宗，故世宗薄之。广渊交结奔竞，世无与比，当仁宗之世，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今当治其罪，而更赏之，何以厉人臣之节？”（《宋史·王广渊传》）一向信好王广渊的宋英宗没有听取直谏，但由此也更为器重司马光，升其为龙图阁直学士。

司马光像一个安置在大宋朝廷的敏感警报系统，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背景多复杂，牵涉的事体有多大，只要逾越了法度，超越安全警戒线，我便狂鸣不已，向整个王朝报警。

有意思的是，司马光也曾将自己比喻为一只晨鸡，在《朝鸡王乐道》诗中，他暗许自己“清晓长鸣独先众，朝者恃此能知时”，能“一声高兴耳目醒，四远群阴俱避易”。

如今，这只雄鸡的叫声已然不能叫醒梦中人了，他怎么能不为之黯然呢？

“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角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已然透出厌倦朝廷，有移情林下的情绪了。

他，的确厌烦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