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朝没有今天的报纸、电视、电台、网络，但却一样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大众传媒，那就是坊间的图书。

见义勇为典型，山西少年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就是通过“京、洛间画以为图”这个主流传播渠道，轰轰烈烈在全国流传开来，

背负着机智、勇敢等巨大而影响广泛的声誉，司马光度过了他的少年。荣誉是把双刃剑，少年成名所带来的荣耀感可以将一个儿童渐渐捧杀，也可以让一个内有所持的人为之自我警惕，并始终以淡定的目光去看人们对自己的夸赞，从而更加笃实起来。

王安石笔下的仲永是前者的典型，司马光是后者的典范。

不喜华靡，不事张扬，踏实笃定，从此成为司马光的显著性格特点。这在宋仁宗宝元元年，20岁的他中进士甲科后表现得尤为充分。

参加御赐的琼林宴时，他竟然“闻喜宴独不戴花”，最后还是在同科其他进士提醒“君赐不可违”，司马光才勉强簪花一枝，步入宴会。

琼林宴，是北宋朝廷为示宠恩，增加科举士人的荣耀感，特在宋京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琼林苑为新科进士及第者举行的御赐宴会。它脱胎于唐朝时为举人所办的“鹿鸣宴”，后来到宋徽宗政和二年后改称“闻喜宴”，元、明、清之时又称为“恩荣宴”。

参加者皆为新科进士，举酒贺拜，簪花而出，不仅宴会规格高，更代表着一个读书人的至高荣誉，因而备受士人欣羡，同时也让参加者感觉光荣无比。文天祥就曾有一首《御赐琼林宴恭和诗》记述琼林宴盛况：“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

对于一个20岁的年轻人，年甫及冠，就进士及第，琼林簪花，御街打马，这是何等的尊荣与光耀？但他却能如此淡然面对。这也许就是他在《无为赞》中所写下的：“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

有这种治心以正、保躬以静的心态，自然能平淡所视一切，从容应对一切，不管是荣耀扑面而来，还是困厄骤然罩身。

进士及第后他步入仕途。开始时，担任奉礼郎、华州判官、武成军判官等职，公元1045年，27岁的司马光回到京城为大理寺评事，补国子监直讲，不久又迁大理寺丞。公元1051年，经枢密副使庞籍推荐，司马光升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

在馆阁里校勘图书，这无疑是个非常适合他的工作。置身于皇家秘藏宝库之中，上搜下绍，左卷右简，尽情翻阅典籍，恣意钻研经史。便是在此时，他撰写出《古文孝经指解》，并约同馆阁僚友上疏请求把荀子和扬雄作品考订印行。

公元1053年，司马光又在庞籍推荐下迁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在此期间，他更为专心致志研究史学，探求往古治国之道。次年，因庞籍失相，他又随恩师辗转郓州、并州，于公元1057年庞籍获罪后，司马光引咎辞职。

20年游身宦海，但不难看出，司马光却长期徘徊在下级仕僚的位置上滞留不前。

而且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正是以开明能干而著称的宋仁宗统治时期。

宋仁宗赵祯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有为明君，他知人善任，勤俭约己，勇于纳谏。他在位的42年中，除火药之外的中国四大发明，就有三项出现在此时。不独如此，这个时期政治昌明，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与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宋仁宗死后，当驾崩的讣告送到敌国辽国时，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就连大辽皇帝耶律洪基甚至也握着宋使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苏轼站在他所处的历史时代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

陈师锡站得更远些，他往回打量北宋时说：“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就连南宋宰相秦桧也感慨道：“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明朝的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在《立斋遗文》中说：“宋之英主，无出仁宗……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庆历、嘉佑之治号为太平，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孔子的教导响彻耳际。置身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自己却始终游离于主流阶层之外，于司马光而言的确是一种痛苦。

高官厚爵非他所想，他苦恼的只是位居下僚的自己，如何实现致君尧舜、报国济民的抱负。

在《初见白发慨然感怀》诗中，司马光惆怅万端地写下：“我年垂四十，安待无华欺？所悲道业寡，泊没无他贤，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宿心空弃，年华流逝，自己却一事无成，他不能不为之怅惘沮丧。

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忧国忧民的用世情怀。

位卑未敢忘忧国。公元1054年，45岁的宋仁宗因久无子嗣，太子迟迟不得立。在并州做小小通判的司马光，听到谏官范镇向宋仁宗建议选人立嗣后，立刻写信给范镇，劝其要以死相争。而且不顾自己官职低贱，司马光竟然向宋仁宗上书三章，劝其马上选人立嗣。在《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中，他向仁宗讲明立嗣是“朝廷至大至急之务”，力呈不早立嗣之害。但结果是，“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终者。”

要知道，劝皇帝立他人为储君，朝中元老往往也对之三缄其口的。上这种奏章犯了好几重大忌：一、掺和帝王家事，有扰乱宫帏之嫌；二、揭领导无生育能力的短，极为伤害同样也是男人的帝王自尊心；三、皇帝正值旺年，劝其早选他人为太子，有影射帝王寿考之嫌；四、立储向来是后宫斗争焦点，此举极可能将自己置入权力角斗场上，危机四伏。

司马光没有理会这些。

他胸中沛然的是一腔儒者道气。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的原话说就是：“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己，而志不害；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君子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谓君子矣。”

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牵涉其中，没有半点逢迎投机之意，他只是站位于国家长治久安的立场，冒着天大的危险，坚持一而再地提请皇帝早日立嗣。

到公元1063年司马光同知谏院时，他再次面向皇帝坚请立嗣，而且不容分辩地说：“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由此，宋仁宗大为感动，遂下定决心立侄儿赵曙为皇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当诚惶诚恐的赵曙想谦虚一下，表示不敢接受时，又是司马光站出来，向他义正辞严地讲：“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赵曙这才且惊且喜地受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