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公元1042年，石介丁忧期满，因杜衍再次推荐，被召为国子监直讲。

石介于是作《明隐篇》，来替孙复制造舆论：“孙明复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独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举而不得一官，筑居泰山之阳，聚徙著书，种竹树栗，盖有所待也。古之贤人有隐者，皆避乱世而隐者也。彼所谓隐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节之所为也，圣人之所不与也。先生非隐者也。”

话语很委婉，意思却很明了。贤者避乱世才隐，今为盛世，应该野无遗贤，那么孙复这样的大儒就不能一直被晒在泰山顶上。

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大力举荐下，孙复离开讲习了8年之久的泰山书院，告别泰山的清风明月，来到了繁花似锦的京师汴梁，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宋仁宗车驾幸太学时，见到孙复讲论，闻而喜之，赐绯衣银鱼，召为迩英殿祗候说书。

一个乡间学校民办老师，陡然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一级教授，又成为皇帝身边的说书，现年51岁的孙复先生是否会觉得这一切来得太晚？

一点不晚。相较于此前一年，50岁的孙复才首次进入洞房当上新郎，这不能说晚。

这是段千古佳话。

《泰山学案》中附《渑水燕谈》有载：

先生（孙复）退居泰山之阳，枯槁憔悴，须眉皓白。故相李文定公迪守兖，就见之，叹曰：“先生五十，一室独居，谁事左右？不幸风雨饮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贤，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辞，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过为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荣贵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贵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国之贤古无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国之贤。”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尽妇道，当时士大夫莫不贤之。

对李迪这样的叔岳丈，士大夫是应该莫不贤之的；对孙复这样的新郎，士大夫应该是莫不“羡”之的吧。

后来，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还兴致勃勃地记述了这个“相女配夫”故事。到元朝，关汉卿依然心痒难耐，乃至在《西厢记》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曲词中，还绮思难抑地缅怀：“常言道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

（未完待续）

六

时代的风潮任谁也阻挡不住。怀着一腔救世济民愿望的书生，其心也拳拳，其思也察察，其志也恒定，因而又最容易跌进这个风潮中，顺势而鼓呼，乘风而兴浪。

狂飙过后，那些热情激昂的书生们又最先会成为地上的一片狼藉，以自身为这场狂飙作祭。

自公元1038年元昊叛宋，北宋用于边防开支骤然猛升，政府因而增加税赋以度军用。不堪重负的各地民众纷纷起而抗争，暴动与骚乱此起彼伏。加之吏治混乱，朝中朋党纷争，造成了北宋王朝一片混乱。

出于对王朝自身安危的考虑，宋仁宗迫切需要扭转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为稳定时局，他将眼光瞄向了多年来持政有方、力救时弊的范仲淹。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他将在西线镇边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诏回开封，分别任命为枢密使、枢密副使。为广开言路，又任命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言官，他们被称为“四谏”。“四谏”也端的了得，他们先是谏奏罢免了尸位素餐的夏竦，继之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然后又奏请罢免了副宰相王举正，最终使得范仲淹走到了大宋的政治权力核心。

庆历新政正式掀开帷幕。

做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范仲淹多年来就深刻认识到，国家兴盛来自于人才，而人才培养就来自学校。但自北宋建国以来，一直承继着经五代十国战火所造成的教育残局：太学凋敝，各地州县之学消亡，士无所就学，国无所储士。而且，对现有的重辞赋、明经，轻义理，与现实实际严重脱节的进士科举考试内容大加挞伐。

多年来，他致力教育事业，亟思振兴教育，为国家培育有用之才。比如主掌应天府书院时，倡导学子聚学为海，经义明道，“进而心忧天下，退而道乐古人”，希望“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正因此，他多年来，倾心于学界，屡屡向胡瑗、孙复、石介这样的大儒频示友爱，屡施援手，竭力推介和重用。

做为庆历新政的重要一项，他所提十条改革方案的第三条就是倡导新学：“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

听到范仲淹这样倡导的声音，那些向来坚持摈弃浮文丽词，追求以儒家精神关照现实，以自己高度的文化自觉，潜身躬行，救治“道统”不继、“师教”缺失时弊的文化精英们，自然一定会欢天喜地地走到庆历新政的潮流之中。

是的，石介、孙复于此前一年就已经从山东赶来。由于他俩教学有方，名重学厚，太学生由原先的不足30人陡然增至数千人。欧阳修称赞石介：“及在太学，益以师道自居，门弟子从之者甚众，太学之兴，自先生始。”（《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此时，胡瑗虽仍在遥远的南方，但他的“苏湖教法”已先行一步走进太学，被做为教育模板在帝国大学里推行。

眼前出现的一幕是如此令人心动：

一方面，政体日现清明。奸佞远逐，贤人日进。吕夷简罢相，夏竦罢枢密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

另一方面，旧学革除，新学鼎盛，一片蒸蒸日上，一派欣欣向荣。这番令人鼓舞的风卷残云、革故鼎新景象，让石介心旷神怡。

一生“乐善疾恶，遇事奋然敢为”，“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直言”的石介，面对此景此情，他激情澎湃地说：“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

他豪兴难遏，欣然命笔，仿韩愈《元和圣德颂》写下一篇《庆历圣德颂》。在其中，他爱憎分明地写下了这样的即兴之辞：“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率性直斥夏竦为大奸，这就犯了大忌。

果然，此文一出，政坛为之震动。孙复忧心忡忡地对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

就连刚接到任命，正在陕西赴京途中的范仲淹与韩琦也闻之变色。据《范文正公年谱》载：“公（范仲淹）与韩琦自陕西来朝，石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抚股谓韩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

他们说得真准！

公元1044年8月，推行短短几个月的庆历新政夭折。

原因是破获的一起谋逆大案。当事人却是石介和富弼，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作证。信中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此书信，其实是夏竦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手迹，一手伪造而成。但此案一起，惶恐之中的石介与富弼百口莫辨。半信半疑的仁宗由此开始对改革派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开始怀疑范仲淹推行新政的目的，以及扩大相权的居心。

为此，富弼、范仲淹纷纷离职去朝。石介遂成为朝中夏竦旧势力，以及他向来指责的“西昆体”成员们的众矢之的，大家对石介攻者益急。《宋史》本传说，“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公元1045年，做为庆历新政的祭品，年仅41岁的石介抑郁而死。

石介虽死，但夏竦仍对他衔恨不已，仇恨难消，而且他还想中伤杜衍、富弼等人。庆历五年，一个叫孔直温的徐州人因“挟妖法，诱军士为变”事发被诛。搜家时，查出有孙复、石介与之往来唱和的诗文。

夏竦因此散布流言，说石介是诈死，石介本人其实已经北逃到契丹，请求掘棺堪验。后来，在杜衍、龚鼎臣、吕居简等人以身家性命担保，方才免除被掘坟剖棺。但石介的妻子儿女却受到牵连，被羁管他州，流亡数年。流亡途中，妻子儿女又几乎冻馁而死，后来，是富弼、韩琦共同出资买田，赡养了大师贫病无依的家眷。

小人得罪不得啊，无数历史警钟为我们敲响，石介这声钟鸣尤为刺耳，惊心。

欧阳修在为石介写的墓志铭中道：“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

以一己之勇，给身后的儿女妻子带来无尽的伤害，这是大师不曾料到的。他不懂得，这个世界上，小人向来没有底线。

一生注重师道，一生播散学问，但生时不免寒饿，死后几斫棺椁，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这就是徂徕先生的一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