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在，可以彻底厘清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了。

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说：“侍讲（胡瑗）布衣时，与孙明复、石守道同读于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十年不归。”他将三先生误认为是同学。而且，此论又误导了后世学界。

其实，胡瑗与孙复早年一同苦读于泰山，确为同学。而石介与胡瑗却没有任何关系，孙复与石介的师生关系，也是在公元1035年石介帮助孙复建立泰山书院之后才确立，而且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更接近于一种名义上的彼此认定，名份意义要远远大于师授生受的实际。

政务繁忙的石介，也确实没有时间待在孙复的泰山学院里。

公元1037年，他由留守南京观察推官转任御史台主薄。严气正性、放肆直言、不求保全的性格禀赋，让他在官场上第一次吃到苦头。皇帝命录五代及诸国之后，石介认为五代十国皆为伪国，不当求这些人的后代，因此坐言论不当罪而被罢官，降为镇南掌书记。

为此，欧阳修写信给御史台长官杜衍：主簿在御史台中不是言事官，石介却能足未履台门，却因言事罢，只能说明他正直刚明，无所畏避。以石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简直可以为御史。

公元1038年，石介以“父老，时已七十岁”原因，向吏部请求代父远任嘉州军事判官。被批准后，他到任刚一月，因母亡归家奔丧。公元1040年，父亲石丙又亡故。母服未满，再守父丧。

在泰安丁父母忧期间，他耕读于徂徕山下，聚众授徒。

此时，党项人元昊建立西夏，西北边疆烽火骤起。石介虽身居徂徕，卸职在家，但心忧天下的儒者情怀却使他不能不为时局忧心，为百姓浩叹。为此，他写下了“平生读诗书，胸中贮经纶。薄田四五亩，甘心耕耨勤，依锄西北望，涕泪空沾襟”的感时伤世诗行。

直到公元1042年，因杜衍推荐被召征为国子监直讲前，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石介就在徂徕山下一直平静地边讲授着《周易》，边十分享受地被自己弟子喊着徂徕先生。

出于习惯，他会偶尔抬起眼，充满崇敬地向西北望去。好的天气里，应该能约绰望见泰山。他知道，老师孙复正在高耸入云的泰山上，用一口干硬的山西腔音容并茂地讲授着《春秋》。

宋代是治《春秋》成就最大的历史时期之一。《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目所收录的相关著作共114部，其中宋人所著就占38部之多。原因很简单，《春秋》主名分，讲究尊王攘夷。北宋统一之后，从意识形态领域最需要规整多年分裂和战乱所造成的伦理废弛现状。

孙复在泰山讲学时，写下了《春秋尊王发微》一书。该书明确宣布写作目的就是尊王，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

他认为《春秋》一书对于天子、诸侯皆持贬斥态度，没有一点褒扬。他指出开篇即是那句“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是因为“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开门即书“王正月”，其意在于“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这正是唐中期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三传派所走的学术路子。啖赵陆认为“三传文义虽异，意趣可合者，则演而通之；文意俱异，各有可取者，则并立其文。”据此，他们采用与传统解经套路完全不同的空言说经，以经驳传方式，忽略具体的章句，注重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进行阐释与申辩。

与啖赵陆不同，或者说孙复巨大的创新之处是，他完全抛开三传所注，讲究我注《春秋》，以我之心灵来体会原经的微言大义，证悟其间的义理。而且，他更为讲究解经之义与现实实际需要的结合。

因而可以说，孙复用他的“发微”，不仅首开宋学以疑经为研究之法的风潮，而且，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注重实用的解经方式，也引领了宋代儒学的重大革新。

与孙复所走的学术路径完全相同。石介所著《易解》、《易口义》，也对自汉唐以来的《易经》注疏给予批评，对之均完全不取，直接是自己解经。他认为，“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经义永远兀自屹立在那里，只有理胜，义才会接近。因而，他讲授《周易》时，避神秘象数而不谈，直讲核心的义理。

这样，孙复、石介的教育思路就和胡瑗抛开汉儒注疏，以心印经，信口开讲，却始终“以义理为宗”的治学方式，完全归于一途。

因而，不管是胡瑗执教的苏湖学士，还是孙复、石介传授的齐鲁生徒，南北学子都在接受同一种教育理念，那就是“宋初三先生”集体开创的通六经之旨，抛传就经的研经方式。

全祖望区分胡瑗、孙复两位学界泰斗时说：“泰山之与安定，同学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车，宛有安定风格；而泰山高弟为石守道，以振顽懦，则巖巖气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见二家渊源之不紊也。”

渊源之不紊，这其实只是就个人性格而言的表象之别，在治学方式与学术思想术上，他们其实完全一致。

不管冬日之阳，还是夏日之阳，其实仍是一个太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