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山高风冷，孤灯残卷。

独守着空寂大山，缺衣少食、发奋忘我的孙复更像一个跋涉在路上的苦行僧，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心中却是光明一片。

正因不再为功名而学，而是为重树儒家道统，力肩孔孟斯道于己肩，普教化人，孙复此后的刻苦自励，箪食瓢饮，便有了颜回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远古儒者风慨。那便是死守善道，无须臾之间违仁，颠簸必如是，造次必如是。

这种在极端贫苦与清寒中，岿然不动，持之以恒，其实也正是一代代以道统承继者自认的大儒们，所集体呈现在精神层面的共性。

事实上，他的确是以继承孔、孟、韩愈的道统而自居。在《信道堂记》中，他夫子自道：“吾学尧、舜、汤、禹、文、武、周公、孔子、孟珂、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三十年，处非今之世，故不知进之所谓进也，退之所谓退也……圣贤之道，无进退毁誉也。”

一个人在内心里已无进退毁誉，那他的举止行为便也再不受任何世俗影响，从而独有所抱，寂然一致了。

由此来看，杨延龄的《杨公笔录》中所载的有关孙复的一段逸事就不是很可靠了。

《杨公笔录》称：“范文正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过睢阳，谒文正，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为养。若日得百钱，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明年，文正去睢阳，孙生亦辞归。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文正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徜因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范仲淹因母丧回南京，因南京留守官晏殊之邀主持应天府学，也即睢阳掌学，时在公元1026年。范仲淹急公好义，照料学士，向来“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此时尚在应举且困难万分的孙复受其帮助，应该确有其事。但依孙复性格，却不会屈身“索游”，要饭到范公门上。

不管是《宋元学案》还是《宋史·儒林传》本传，都讲孙复是“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都在说他是自学《春秋》，而非跟随范氏学习。而且，两处均说孙复出仕缘于范仲淹的大力举荐，那么就不会在“朝廷召至”后，范氏才知道“乃昔日索游孙秀才”。

这多多少少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孙复的困顿艰辛之状。闻之令人唏嘘。

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好友胡瑗正在泰州苏州一代讲学，而且名声鹊起。于此年结束了自己第四次失败科举后的孙复，开始反思志趣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由此思考重新为自己抉择人生方向。

徘徊在人生重大抉择的关口，他遇到了石介。

一见之下，早年就进士及第，得意官场，且博学贯通的石介，竟然完全不顾自己的官场身份与学术身份，甚至也根本不考虑二人之间本无师生行谊的经历，向孙复严格执起弟子礼，并将自己无限的爱戴、尊敬与襄助，悉数献给了孙复——这个科场屡屡铩羽，此时更为困顿穷蹇不堪的老牌书生。

尽管对方的地位与声名远逊于我，但我向来只向学识低头，只向道德弯腰，只向高迈的人格服膺，孙先生的人格与学问值得享有我毫无保留的尊敬，那我就以他为师，向他虔诚敬拜。

只有心中时常中空，竭诚而虚，才会以贵问于贱，以多问以寡，以能问于不能。

三

石介，字守道、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因曾耕读讲学于徂徕山，世称徂徕先生。生于公元1005年，宋真宗景德二年，卒于公元1045年，宋仁宗庆历五年。

他出生在一个世为农家却“豪于乡里”的典型中国农村富庶之家。其父石丙曾中进士，专三家《春秋》之学，仕至太子中舍，官至太常博士。

石介自小“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范仲淹在南京主持应天府学时，他做为在校学生，曾受教于范先生。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26岁的石介进士及第，此后历任郓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等职。

公元1034年，孙复第四次科举落第后，遂东游入鲁，游学于泗水、汶上、兖州、东平一带，陷于“汲汲于道路”的困境，而且身负先人骨殖，却无力下葬。石介后来在《与董秀才书》中说孙复，“年四十有四而两鬓尽白，今既走泗上，又走京师，躬负其亡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将藏于泰山、徂徕之间，而贫无以具棺榔，先生朝夕爷天而哭。”

正是在汶上，通过一位叫士建中的儒生牵线，孙复与做郓州观察推官的石介首次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