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很奇怪，拥有巨大教育声名的胡瑗，每次入京，却都是以音乐家的身份受诏而行。

《宋史·乐志》所言，“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其二曰乐，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音乐在王制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自唐末世，黄钟委地，瓦釜雷鸣，乐文坠缺，音律不准，所以，北宋朝廷曾在公元1036年校定钟律。

那次，胡瑗因熟知古制，善识音律，被范仲淹推荐，以布衣百姓身份受诏前来厘正音乐。这也足见范仲淹举荐人才的不拘一格。

公元1050年，朝廷又铸太常钟磬。胡瑗与阮逸再次受诏入京，他们与太常官议于祕阁，遂典作乐事。

《宋史·乐志二》中阮逸有言：“臣等所造钟磬皆本于冯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可见，善识音律的胡瑗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是用高明的算术来分方定律。他的数学造诣和音乐才能应该在同时代人中属于翘楚。

定乐期间，他被授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成之后，他升迁为大理寺丞。公元1056年，他又晋升为太子中舍、天章阁侍讲，同时还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工作。

因胡瑗在太学执掌教鞭，四方士子慕名而至，络绎不绝，乃至造成学舍容纳不下，必须“旁拓军居以广之”的踊跃就学场面。

如此一位学识渊博、深受学生爱戴的儒学学宗、大教育家，却和蔼之极。如同柳宗元待学生如待友，胡瑗始终与学生保持人格上的平等，“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

因为他知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道德教育的显著特点在于人格感化。他要以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学生，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

结果，他蔼然冲穆、平和谦达的言行竞相为弟子门人效仿。故而，由他调教出的学生，别有一种气质在，那就是周身散逸的“沈潜、笃实、醇厚、和易”学风。欧阳修就感慨地说：“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

《安定学案》中也说：“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

理学泰斗程颐就是胡瑗的学生。

在太学上学时，程颐曾私下对人讲：“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还说：“安定先生之门人，往往知稽古爱民矣，于从政乎何有！”《宋史·道学传》说他们师生之间，“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相对于另一位老师周敦颐，程颐明显更为崇敬胡瑗。

刘彝是安定先生早期在湖州教过的学生，熙宁二年为朝中大臣，宋神宗饶有兴趣地问刘彝：“胡瑗与王安石孰优﹖”

刘彝回答：“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宋神宗又问他，今天胡瑗的门人在朝里者有谁？

刘彝的回答得更响亮：“若钱藻之渊笃，孙觉之纯明，范纯仁之直温，钱公辅之简谅，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体达用之学，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数十辈。其余政事、文学粗出于人者，不可胜数。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

答语充满了自豪感。师从胡瑗这样的老师，曾盘旋在其肘腋，那当然值得自豪。

(未完待续）

七

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纠正尚声律浮华之词的错误倾向，主张“体用为本”教育思想，以培养通经致用人才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是胡瑗做为一代儒学大师的重要功绩。

正如刘彝在回答宋神宗时所讲，胡瑗以仁义礼乐为体，以润泽斯民为用，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培养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由他，遂使天下学者明白圣人体用，政教之本。

他抛开儒学经典的成说统解，注重自我生命感受，以由我注经方式重新阐释传统，开启了宋学疑经的思潮。

胡瑗说：“注疏之解，谓需之所须，须于天位，何所复需，需于酒食，以宴乐而已，若此，则是教人以体逸为心耳，无足为法。”于是他不取传注，但求心解，在开门授徒中，由学生记录其讲学的内容，称“胡氏口义”。比如他的《周易口义》，不谈神秘象数，只讲其中的儒学思想本质，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这意味着《易》学研究实现重大转变，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的大河在此已经发源。

公元1059年，嘉祐四年，身染重疴的胡瑗抱疾东归。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拥街塞道，“弟子祖帐百里不绝”。

一代大师于此年谢世，享年67岁。欧阳修作《胡先生墓表》如此道：“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

一个蔼然而端庄的老师，从此永驻万古读书人的心头。

（本文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