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梵高在其生年，只售出一幅《红色的葡萄园》，而且就这唯一出售的画作也不是遇到赏识者，而是为心疼哥哥的亲弟弟买走。谁能说这是梵高的艺术出现了问题？问题只有一个，是他生存的世界对艺术瑰宝的漠视。

在泰山苦修的两位学术巨匠，同样遭遇了这等尴尬。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毅然止步于科场；胡瑗，则前后七次应考，均以不中而告终。

年过而立，学已大成的胡瑗，于公元1033年果断拒绝了自己第8次走向考场，而是将脚步踅向家乡泰州。

息罢科举之念，兴举教育之想。

这中间，当然有屡次碰壁科场之后的心灰意冷，也有随着知识与阅历丰厚对功名意识的淡泊，而尤为重要的是少年时就树立的“以圣人自期许”的使命感在此时遽然发生作用。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在他这个逻辑链条里，兴学办校为教化之本，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成就人才，而人才是致天下之治的关键。这就将自己的职业选择与治国兴邦紧紧系于一处。

从孔子、孟子、荀子、王充、郑玄、马融、何休、韩愈等一路走来的历代大儒，他们共同选择了这条退而降帐授徒之路，目的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重建儒学传统，致力教育事业，晚年的孟子就在这里找到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份快乐。“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胡瑗没有孟子的那份豪迈与乐观，相反，他因对宋初教育现状有着清醒打量而产生无限的忧心。

此时，中央官学不振，地方教育瘫痪，士病无所于学，官病无所于养。面对此情此景，有责任感的文化士人必然自觉承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使命感、责任心交相作用下的他，欣然走向家乡，愉快拿起教鞭，走上神圣而又平凡的乡间塾师生涯。

这间私塾很小，就设在泰州城的经武祠里，在今天的泰州中学院内。200年后的南宋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泰州知州陈垓在此建立起书院，取名就叫安定书院。

在这间狭小而颇显寒酸的学校，胡瑗面向整个北宋王朝，第一次亮出了他鲜明的教育思想——明体达用。

他告诉人们，治习儒家经典的要义在于注重实际，讲究实用。你们趋之若鹜所追求的辞藻华丽的辞赋不是根本，被弃之于冷板凳上的经义探求才是体用之学。而且，他“不取传注，以义理为宗”，作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

无疑，这就与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将探求经典要义直接运用于改良社会的政治努力，与倡导“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的欧阳修一致起来。也与韩愈“文以载道”思想，以“道”为本质，以“文”为工具的古文倡行运动一致起来。

教学闲暇里，漫步在泰州的“范公堤”上，胡瑗一定常常会独自念叨起一个人，虽然他们之间还从没有见过面。

胡从瑗泰山回来后，这个人早已离开泰州。但胡瑗脚下的防海大堤却永远记着他，那是他在这里就任时修建的。他与朋友滕子京留在这里的“文会清风”佳话记着他。

更重要的是，他以天下为已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精神，号召并启导士大夫及知识分子以充分自觉，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

他就是出生在长江对岸苏州吴县的范仲淹。

事实上，范仲淹也应是宋学的创始者之一，只不过他身在政界，属于事功性的过多政治改良努力掩盖了他的学术成就。但他以政治家的独特话语身份，对宋初“三先生”的襄助与提携，以及对新儒学教育的普及与推广，厥功至伟，不可磨灭。

两个取向一致的人最终会在某个时刻见面，并从此将欣赏的目光彼此递送给对方。

（未完待续）

五

胡瑗有个梦想，不同于政治家的“中国梦”，他的梦想很具实——教育兴国。

公元1034年，景佑元年，胡瑗带着他的教育兴国梦想走出泰州，到苏州一带设学开讲。此前一年，范仲淹因宋仁宗废郭皇后而犯颜上谏被贬睦州，2年后，范仲淹来到苏州，任苏州知事。

他们终于相见了。

一位是重视文教，希望通过大兴学庠，化教万民的地方行政长官；一位是淹贯经史，治学有方，久负教育盛名的教育家。彼此早已熟知对方，但一直未曾谋面的两个人，自然相见恨晚，一见倾心。

范仲淹在苏州南园开办郡学后，特聘自己“爱而敬之”的胡瑗为教授，而且还将自己的儿子范纯佑、范纯仁等送来，虔敬拜师，恭敬从学。在胡瑗的悉心调理下，学风规肃，教有卓成，苏州郡学以其独特的治学思路、教育方法，一时间名扬天下，成为各地学府竞相效法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