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像一场暴雨可能使城市顿成泽国，但对极其枯竭的地下水位却无济于事一样，北宋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学，却并不能根本性解决北宋初创时期儒学面临的极大问题。

从《续资治通鉴》的这些记载，也许可以窥见经过长期兵连祸接、世乱道丧之后，宋初文化事业的困窘。

首先是书籍的短缺，“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

其次是文化场所的破敝，“贞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为三馆，湫隘才蔽风雨……上初即位，因临幸周览，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即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别建三馆。”

统一之后，南方异质文化表现出了与儒家文化不相应的浮靡之风。随着赵匡胤建隆四年平定荆南、湖南，于干德三年攻灭后蜀，又于开宝四年讨平南汉，开宝八年李煜归降，宋朝基本完成了国家统一事业。散逸在南方各地的图籍被搜集转运到汴梁，被占领区的文学才俊之士也迤逦从各地汇聚到这里。

长期征战中臂膀酸疼的宋太祖、宋太宗，需要这些操着南方浓重口音的文士来为自己歌功颂德，初来乍到的南方才俊也急于通过殿堂上的诗词唱和来表达忠心，当然他们还有要在人地两生的新朝展示自己才华的意思。于是，讲究润饰藻汇，不涉及现实政治的奉和应制之作得以大兴。宋真宗即位后，这种弥漫在宫庭中的肤浅酬答之风也刮到了民间，读书人书斋中的浮靡酬唱蔚然成风，甚至形成了风靡一时的独特骈体俪文——西昆体。

重文轻道，已在朝野形成气候。

更为糟糕的是，经历了唐末五代一百多年的世乱道丧之后，韩愈所积极倡导的师教之风，努力搭建的儒家道统体系，此时几乎荡然无从。加之连年用兵，耗费了国家有限的财力，统治者虽然有心但却无力于文教。因此，宋初80余年间，中央已无二馆六学之盛，只勉强维持有国子监与太学，大唐时期建立的州县、乡、党三级一整套地方学校教育制度已经不复存在。

一批卓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以儒家精神观照现实，以自己高度的文化自觉潜身躬行，积极救治“道统”不继、“师教”缺失的时弊。

他们分成三路纵队来分别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一路，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革新团队，以与天下人同忧乐的儒家精神，激论时弊，矫厉风节，寻求富国强民之路；

第二路，以欧阳修和梅尧臣为核心，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诗**新运动，明确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理念，一改浮靡的西昆时风，将义理之学运用到实际之中；

第三路，以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为关键人物，以圣贤自期许，力劈佛老，坚持正统，积极从事教育，重新确立自魏晋以降迄隋唐数百年内业已衰弱的儒家师道，重建道统。

从儒学学术角度看，第三路无疑最为打眼。而其中的胡瑗又出力最甚，收效最着。

做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创立者之一，他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皆源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厚造诣，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学术史与中国教育史上均为一座高矗的丰碑。

欧阳修作《胡先生墓表》中云：“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

明人程敏政认为：“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嘉靖九年，明政府正式以胡瑗从祀孔庙，尊称他为“先儒胡子”。

（未完，待续）

三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南通如皋）人，因祖籍陕西安定，故世称“安定先生”。生于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四年；卒于公元1059年，宋仁宗嘉祐四年。

提到胡瑗，就必然要提到宋初学界的另一座重镇，“泰山先生”孙复。

胡瑗、孙复，与孙复弟子石介，被世人合称为“宋初三先生”。宋初兴学，以“三先生”最为有名，三者之中，又以胡瑗最富盛名。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开篇即说：“泰山之与安定，同学十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车，宛有安定风格；而泰山高弟为石守道，以振顽懦，则严严气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见二家渊源之不紊也。”

胡瑗也有过显赫的家族史，其先祖胡遵曾为晋之车骑将军，家族中曾诞生过两位皇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等10余人。但到其祖父胡修己时已经家门不显，父亲胡讷也只是任宁海军节度推官，是一个位居底层的下等官吏，乃至出现“家贫无以自给”的窘困。

就是在这样一个贫贱低矮的屋檐下，却诞生了一个少年即负远志，聪颖特达、好学进取的胡瑗。他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少年时期就以圣贤自期许，被乡邻视为奇才。老实憨厚的胡讷同志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

这很像自谓出生于孤门细族，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的东汉儒学大师王充。

王充为自己少年时期所画的肖像是，“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王充之父）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如果让胡瑗写一篇《自纪》追忆儿时，估计仍是这个底稿。

家贫是一个方面，但最大的原因是家乡的天空太低矮，不能供一只未来展翅蓝天的雄鹰在这里练习起飞与翱翔。所以，少年王充走出了故乡上虞，带着理想与希冀到洛阳求学，以吸纳更清新、更博大、更富滋养的空气。

少年胡瑗也负箧而走，他的方向是泰山。原因似乎也很简单，这就像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所写的宋初实际求学境况，“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一为群居讲习之所。”

金庸在其虚拟的武侠世界里，将天下名山浪漫地分给了武林派别占据，对之可善意地付之一笑，不可当真的。因为，在庠序等地方学校全面处于瘫痪的宋初，这些风景优雅、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飘荡的始终是朗朗读书声，而非剑戈交鸣。

泰山，就是这样接纳了胡瑗。

同时就读于泰山此的还有孙复。再以后，是孙复在此聚徒授学，石介盘桓此间，直将一座大山营造得人文炳焕，光彩夺目。“宋初三先生”集体将这里做为了自己研习经典、深明学问的课堂。

从这里走出去，他们将以与泰山同等巍峨的高度，拉开宋学的大幕。

而自经他们在此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之后，一代代有识之士遂在泰山竞相举办书院。先是孙复在此聚众授徒，后来如明代李如桂的育英书院、宋焘的青岩书院、清代赵国麟的泰山书院、徐肇显的徐公书院、许莲君的怀德书院等等。四方士子怀书持伞络绎而来，大雅传诵，弦歌不绝，使一览众山小的泰山平添了深厚的文化蕴涵。

他们带着共同的理想与抱负，以相同发奋蹈厉、废寝忘食的学习姿态同读于泰山。孙复虽“病卧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上无斗升禄以养妻子，下无一尺之田、五亩之桑以供伏腊”，但他“日抱《春秋》、《周易》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

胡瑗呢？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说：“侍讲（胡瑗）布衣时，与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同读于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十年不归。得家信，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

全祖望后来将之写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引得乾隆为此诗兴大发，率尔作《戏题投书涧》一首：“报来尺素见平安，投涧传称人所难。诚使此心无系恋，平安两字不须看。”

老实说，乾隆的这份怀疑是有道理的。

一个如饥似渴钻研圣贤经典的人，食不甘味，夜不安枕，为了潜心治学，心无旁骛，这完全有可能。但在十年不归的空寂大山里，好不容易接到一封家书，只轻轻瞄上一眼，看信封上有“平安”两字，就将信投入涧中，不再展开细读，与情与理都十分说不过去。

也许，他正在思考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家信忽来，因不愿为之分心移神，匆匆看到“平安”二字之后，随手将之暂时搁置一旁，等闲下来后再仔细捧读，哪里会收到家书如同收到债主的逼债函一样，愤然“投之涧中”呢？

这或许是朱熹对安定先生的高推圣境，无非以此样板来激励自己学生摈弃俗念，刻苦求知，沉潜治学。

今天的泰山五贤祠东有道深壑，后人附会名曰“投书涧”，涧边立一石碑，上书“胡安定公投书处”。即便扔书，胡瑗难道会专门跑到深壑前，而且每次立定于这个位置？现代旅游业常常半生不熟地开古人玩笑，也拿自己开涮。

一点办法没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