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很少人知道韩愈与李翱曾联手注解过《论语》。

他们有个合著叫《论语笔解》。《论语笔解》分上、下两卷，文中先述《论语》原文，再引马融、孔安国、包咸等人之注解，之后是韩愈、李翱的见解。

在韩愈、李翱之前，解《论语》者无数，在他们之后，注《论语》者也无数。但《论语笔解》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一反汉儒家法，侧重以理解经，以心解经，附以己意，直逼经义，对经文随意增减，对先儒的注疏则是依据自己所谓的圣道进行修改。这就对钦定的官方经学，孔颖德的《五经正义》首次进行了学术挑战。

明朝的郑鄤如此说这部书：“昌黎文启八代之衰，李习之一时齐名。读《论语笔解》，始知其原。圣人既往，微言犹存，参而究之，若破坚壁，亦何妨互有出入，乃其得处，已如见圣人之心于千百载之上矣。”

这是段非常重要的学术评论。

因为自韩李注解《论语》，治经之风陡然一变。他们一反两汉以来儒家治经家法，又不同与南朝“玄而为虚”的离经之说，侧重以“理”解经，以“心”相印，然后附以己意，根据自己所抱儒旨“圣道”直接解说。

此法一出，表明了经学研究的方向性转折，注重理义的宋学由此訇然打开大门，因之开启。

该书对《论语》的解读，呈现出完全迥异于先儒的两个方面：

根据经义上下逻辑关系，认为《论语》在流传过程中有以讹传讹之嫌，因而他们大胆改动《论语》原文不通之处；

对只着眼《论语》字面，而未进行深究的穿凿附会的前儒解释坚决予以摈除。这就是李翱所说的：“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

遵循儒家原旨，以己意解经，这是《论语笔解》的显著特征。

比如，就《论语·学而》中的“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韩愈认为：“正谓问道，非问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释之，则事与道混而无别矣。”李翱认为是：“凡人事、政事皆谓之事迹。若道则圣贤德行非记诵之学而已。”理由是孔子说过：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此称为好学。这就比孔安国所注“有道，有道德者。正，谓问事是非”，要高明很多。韩愈区分了事与道的不同，李翱则顺题而论，显然不是出于先儒的考据之学招数，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好学”，不是知识性学习，而是德性之学。

还比如，《论语·公冶长》中的“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这句。

包咸曾这样注解：“既然子贡不如，复云‘吾与女俱不如者’，盖欲以慰子贡尔。”韩愈对之摇头，他提出反对意见：“回，亚圣矣。独问子贡孰愈，是亦赐之亚回矣。赐既发明颜氏具圣之体，又安用慰之乎？”韩愈认为包咸丢失了孔子讲话的原旨。

李翱进一步阐说：“此最深义，先儒未究其极者，吾谓孟轲语颜回深入圣域云，具体而微，其以分限为差别。子贡言语科，深于颜回，不相绝远。子贡谦云得具体之二分，盖仲尼嘉子贡亦窥见圣奥矣。虑门人之惑以谓回多闻广记，赐寡闻陋学。故复云俱弗如，以释门人之惑，非慰之云也。”李翱的解释，秉承乃师之意，不仅超越了包咸的字面理解，而且深化了孔子的圣境。

《论语·公冶长》中说，“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针对孔子批评宰予白天睡觉，韩愈说：“‘昼’当为‘画’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昼寝之责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诛。”韩愈认为，“昼”是“画”字的讹误，因为繁体字中，前者为“晝”，后者为“畫”，非常接近。李翱也引申说：“仲尼虽以宰予高闲昼寝，何责之有？下文云，于宰予言行，虽昼寝，未为太过。使改之不昼亦可矣。”在李翱看来，宰予是孔子的高足，宰予即使昼寝，使其改正也就罢了，何以责怪呢？

这就是李翱与韩愈的别出心裁之处。

而且，他们在对《论语》的解释中，感觉义不通畅之处辄加以修改。他们对《论语》原文的改动，几乎占全书的八分之一。从而，也开启了宋明时代的疑经风潮。

（未完待续）

七

一个光耀万古的学术大师，他注定在生存的世间蓬头垢面，步步窘困。

公元819年，就在韩愈维护道统立场，勇敢上《论佛骨表》而被贬广东潮州之时，李翱回到了长安，重新担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此后，他虽在朝廷短暂担任过考功员外郎、谏议大夫、礼部郎中，但因他“性峭鲠，论议无所屈”的天性，持正方刚，拙于周旋，甚至对当朝宰相李逢吉都当面斥责其过失，所以他“仕不得显官”。李翱先后出任过朗州、舒州、郑州、桂州、潭州、襄州等刺史，他的官场履历更多是消磨在地方，只是于基层打转。

公元835年，64岁的他死于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他的老师韩愈已经谢世11年之久。从此，“韩李”成为一个专门的词汇恒定在了儒家学术天空之中。

宋人叶梦得并说韩愈、李翱之儒学贡献：“二人要不可偏废，将以正人，则不可无退之；将以自治，则不可无习之。”

韩愈重振儒家孔孟道统，功高盖世，但其理论建设并不完备，李翱援佛入儒，拾柴旺火，弥补了韩愈道统的学术缺陷。在他们共同舍传求经，以意改经，原经求道，依经立义的重大开拓性努力下，逐渐偏于“外王”的唐朝儒学得到纠正，重新着意于“内圣”，向心灵自造与道德提升方向转型，由五经系统向四书系统转型，起到了示范和引导的作用。

正是李翱的《复性书》，融佛于儒，补充并完善了儒学在心性论方面的理论不足，大大丰富了儒家思想。为讲性究情，辨理别欲、追本溯流的宋明理学首开先声。

韩退之于《大学》的发幽见明，李习之于《中庸》的独有新见，对宋代学者明确《四书》为儒家核心思想的学本，将传统儒学内容从《五经》转向《四书》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李翱曾写《戏赠诗》一首：“县君好砖渠，绕水恣行游。鄙性乐疏野，凿地便成沟。两岸值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砖凿可自修。从他后人见，境趣谁为幽。”

读之，就令人联想到另一首脍炙人口的充满理义之思的宋人之诗。它是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隔着时光的隧道，两位大师隔空传音，前呼后应。也许，这中间所透露的，正是宋明理学在唐朝令人惊喜的首次胎动。

（本文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