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首诗中“云在青天水在瓶”更是名播千秋的佳句，短短数字，气象无穷，使人胸襟大开。为此引发了后世众多儒学中人与禅门佛子的追慕心仪。宋时僧人北海心作偈：“云在青天水在瓶，平生肝胆向人倾。黄金自有黄金价，终不和沙卖与人。”冯友兰常常应邀给人题字，多选唐人李翱之诗，他尤喜“云在青天水在瓶”此句。

此外，李翱与观中道士也多有往来行谊。他在《赠毛仙翁》诗中写道：“紫霄仙客下三山，因救生灵到世间。龟鹤计年承甲子，冰霜为质驻童颜。韬藏休咎传真箓，变化荣枯试小还。”

这些题赠之诗，反映了生活中的李翱不仅不拒佛道中人，反而心有所向，欣然交接。

也正是在与高僧、道士的交往中，他才能探佛窥道，深悉佛道之说，从而找出佛道思想体系之中的狂悖之处，加以准确批驳，并汲取有益于儒学的成分，援佛道入儒。

他深刻认识到，对于佛老之学，“惑之者溺于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虽辩而当，不能使其徒无哗而劝来者，故使其术若彼其炽也。”（《去佛斋》）

其实，他这是在对乃师韩愈的婉转批判。

韩愈不谙佛经，态度坚决乃至粗暴地认为，对待佛教应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李翱深知其中的理论缺陷，故而，他能够着重从心性层面来排佛，《复性书》完全可以看作是儒家的性情学说。

在《复性书》中，李翱认为人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圣人制礼作乐就是为“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是个“尽性命之道”的旅程。而他所做的学术努力，正是对孔孟仁政学说的继承和发挥。

由此，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屹立为一座高峰。

（未完待续）

五

但，高峰在现实中却是尴尬而岑寂的。

直到公元800年，29岁的李翱依然顶着个空空的进士及第帽子，无枝可依。

这种飘零状态反映在两个方面。在仕途上，尚没有一官半职，无业可就；在生活上，抱穷独处，还是光棍一条。

深爱李翱之才的韩愈，此时自己也只是武宁节度使张建封麾下的一名小小幕僚推官，还无力襄助李翱在仕途上落脚。韩愈惟一可做的，就是向孔子学习。孔子将侄女嫁给了德才兼备的弟子南容，韩愈也要给李翱一个侄女作媳妇。

这年5月，韩愈将从兄韩弇的女儿许配给李翱为妻。从此，李翱与韩愈在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上，更上层楼。理论上他已是韩愈先生的侄婿，尽管他只小韩退之4岁。

同年9月，李翱被滑州节度使李元素辟为观察判官，正式走上仕途。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唐宪宗即位，李翱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他被任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而且非常让人惊喜，他与韩愈共职，一并分司东都。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牛僧孺、李吉甫之间互起抵牾，并很快扩大并弥漫至朝中两派。在牛李党争中，户部侍郎杨于陵因上书谏牛僧孺之非，被执政所怒，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隐约牵涉牛李党争中的李翱，于公元809年受杨于陵之聘，前往广州，韩愈也同时改任都官员外郎。

临行前，好友孟郊写下《送李翱习之》赠别，其间的“壮年俱悠悠，逮兹各焦焦。执手复执手，唯道无枯凋”，道出了他们之间不忍割舍的深厚友谊。但与韩愈的《送李翱》相比，后者又多了一份年长者对出门远行晚辈的纤细牵挂与担忧，以及对天各一方的深深无奈。

韩愈在诗中写道：“广州万里途，山重江逶迤。行行何时到，谁能定归期。揖我出门去，颜色异恒时。虽云有追送，足迹绝自兹。人生一世间，不自张与弛。譬如浮江木，纵横岂自知。宁怀别时苦，勿作别后思。”

通往岭南的路山重水复，路途遥迢，韩愈曾经在被贬连州时亲自品啜过长途跋涉的艰辛。一句“揖我出门去，颜色异恒时”，细腻地刻画出双方强压各自心中的分别之痛，让种种欲说还休的酸楚滞淤心头。“譬如浮江木，纵横岂自知”，又道出了诗人叹息人生如寄，不能左右的无奈。

那就什么也不要说，只将这轻轻的一页诗笺，化作自己的无限牵系，跟着李翱一路向南吧。

送行者与被送者早已消遁在历史的沉烟落香，而这首赠别的诗却还有着当初的温度，仍墨汁淋漓地鲜活在《全唐诗》中，这是诗歌的生命长度。

时光啊，你带得走歌者，带不走诗。

次年，杨于陵很快为唐宪宗原谅，又回到京城做起了他的吏部侍郎，而李翱却因罢幕而失业了。此时，因遭贬而为宜歙池观察使的卢坦向他送来请柬，李翱遂成为他的幕僚判官。

很快，卢坦又升迁回京，入为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留下的，仍然是英雄失路的李翱。此后，他又走到浙东观察使李逊麾下，担任起官职名字颇长，职位却很低下的“浙东道观察判官将仕郎大理评事摄监察御使”。

从公元809年到公元813年，自写下中国第一篇日记体游记《南来录》后，李翱像个辛勤而不走运的钟点工，频繁地游走在各家屋檐之下。相对于他元和之初的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此时担任的幕僚之官也更为卑下。穷极无聊之中，他用写史来打发时光。

这种说法其实很歪曲李翱。李翱撰写《唐史》的初衷，绝非是以此消遣岁月，而是出以儒者正天下是非的自任情怀。这很像郁怏孤愤无以寄怀，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的刘知几。

李翱在写给好友皇甫湜的《答皇甫湜书》中将此襟怀坦露无遗：“仆近写得《唐书》。史官才薄，言辞鄙俗，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列圣明德，使后之观者，文采不及周汉记……故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为非，韩退之‘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之心也。”

遗憾的是，也许正因他写的是“不刊之书”，所以今天的我们已无从拜读他的《唐书》。《新唐书·文艺志上》只留下了如许评价：“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如同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李翱也因其巨大的文名掩盖了其儒家宗师的地位。

他们，原本该在《儒学传》中拂须端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