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为宋明义理学栽花育红

“《幽怀》赋好欧公赏，《实录》文高黄子称。《复性》一书几有道，千年真可续韩灯。”这是宋朝诗人徐钧所写的一首吟人七绝，诗名《李翱》。

整首诗平平无奇，然尾句忽掀波澜，于无声处陡落神来之笔。用一句“千年真可续韩灯”，来状写李翱承继师志，以《复性论》为韩愈之学通向后人架竹引泉，接衲传灯，真是精彩之至！

在中国文学史上，韩愈常常是与柳宗元联袂，并称“韩柳”，他们用不羁之笔横扫千秋，站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

而在中国哲学史上，韩愈却是与李翱并肩，合称“韩李”，他们用心性论排佛挞老，重彰儒旨，高标道统，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意义。虽紧牵韩愈衣襟，将天道观发扬光大，但李翱慧眼独具，又别出心裁，用自己《复性论》弥补乃师《性三品》的理论缺点，从而推陈出新，打理出儒学深究义理的一番新天地。

一派葳蕤茂盛、云蒸霞蔚的宋明义理之学，最早对之培土施肥、栽花育红的那个人，就是李翱。

欧阳修曾深为服膺地说：“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

一

李翱，字习之，郡望为陇西成纪，里籍则是汴州陈留。生于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死于公元835年，唐文宗大和九年。

其先祖为十六国时期西凉缔造者武昭王李暠。史称，李暠“通涉经史”，“玩礼敦经”，尤善文学，是五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著有《靖恭堂颂》、《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等，以《述志赋》最为有名。同时，李暠还颇重儒术，珍才知人，在他倡导影响之下，西凉政权所在地敦煌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五凉文化的鼎盛时期。

陇西李家有这样一位重儒好文的先人在，历经岁月沧桑，终于又走出一位《旧唐书》称之为“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的李翱，也是情在理中的。

虽然家道中落，累世不耀，而且到其父亲时，甚至连名字也不为史籍所留，但李翱的青少年仍然因循着几乎所有中国传统世家子弟都必走的一条成长线路。他在《复性书》中自道：“吾自六岁读书，但为词句之学”，6岁发蒙，继而接受传统儒家经典教育，在一知半解中吟咏章句，于莫名其妙里领会训诂。

到15岁时，随着对儒学的逐渐深入了解，他开始廓清思路，不再执着于两汉以来的儒家经典注解、义释之类文字，而是将兴趣点转到了孔孟的原旨性经典文论之中。李翱在《与淮南节度使书》中说：“自十五以后，即有志于仁义，见孔子之论高，弟未尝不以及物为首。”

于李翱而言，这不是个简单的阅读兴趣转移，而是一次于其一生而言都至关重要的学术转身。

正如他在《与淮南节度使书》中所言，15岁的他相当深刻地认识到，“近代已来，俗尚文字为学者，以抄集为科第之资，何尝知不迁怒、不贰过为兴学之根乎？入仕者以容和为贵富之路，何尝以仁义博施之为本乎？由是经之旨弃而不求，圣人之心外而不讲，干办者为良吏，适时者为通贤，仁义教育之风，于是乎扫地而尽矣。”

李翱明白，沦为科考器用的经学形态儒学，已经背离了儒学的原初本意，丢弃了返身归诚，践形尽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对真理的自我体认与存养。要找寻儒家的原旨，那么就要推开繁琐章句，舍传就经，求经明道。

而这种思想，深深吻合了同时期另一位儒学大师的观念，他就是韩愈。

唐代卢仝曾著《春秋摘微》，写作时他直抒胸臆，解《春秋》而不用传。韩愈就对这种做法深表嘉许，他在《寄卢仝》诗中夸赞：“《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还比如以精通《毛诗》而名震一时的施士匄。他不拘泥成说，不墨守古训，而是按照自己的思想自由发挥，讲解《诗经》。在讲“维鹈在梁”一句时，施士匄说，“梁”系人取鱼之处，义在鹈鹕当自求食，不应于人梁上取鱼，譬喻人自不行善，反贪天之功。韩愈为他写的《施先生墓铭》中大为赞赏：“古圣人言，其旨微密；笺注纷罗，颠倒是非。闻先生讲论，如客得归。”

韩愈自己在《读仪礼》一文中也说过，他曾将《仪礼》一书“掇其大要，奇辞奥妙旨著于篇”，看得出，他所采取的方法显然正是摆脱章句，弃传求经。

如此两个独有己见、志同道合的人，一定会在人生的前行路上相遇，惊讶地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然后走上前去，双手紧握，从此用牢不可破的友谊永久牵系一处。

只是，此时15岁的汴州少年李翱，与正在长安应试尚悄然无名的19岁韩愈，彼此无识，互不知名。

“时光啊，在你的引领下，我一路聚会着我的友人。”惠特曼如此诗意地说过。倘这个声音能够穿越到中国唐朝，李翱与韩愈一定会相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