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年轻的柳宗元在无意识状态下，却走上了巍巍绝顶之处。公元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柳宗元从蓝田尉职上调回长安，升任监察御史里行。

此时，唐德宗已身染疾病，深居东宫的33岁太子李诵，多年来一直在冷眼打量唐王朝政治上的诸多弊端，对藩政割据、宦官擅权深恶痛绝，对邪佞当道的唐朝廷早有肃清之志。于是，他开始依靠身边近臣，积极物色并网罗天下大才，准备对即将接管的唐王朝进行改良。与太子亲近的翰林学士韦执谊、东宫太子侍读王叔文，就成了李诵最可倚重之人。同为文人出身、素有学问，长于识见的他俩，于是大胆拔擢一批俊彦英才，进入朝廷。这中间，就有柳宗元、刘禹锡、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等一大批文采斐然，且在社会上有着良好声誉的文人学士。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正月，唐德宗病死。令人惋惜的是，李诵此时却患有严重的中风偏瘫，登基之后却不能亲政。但他改良弊政的决心没有改变，于是，推韦执谊为宰相，任命王叔文兼盐铁副使，王伾为翰林学士，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永贞革新集团，随之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改革的狂飙无疑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宦官俱文珍于是纠集反对势力，阴谋发动政变，拥戴太子李纯，对永贞革新派进行反攻。“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姻、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资治通鉴·唐纪五二》政变成功后，同年八月，唐顺宗被迫以内禅方式将帝位让给儿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随之，永贞集团成员遭到严厉清算。

王叔文、王伾被流放，后赐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等8人均被贬为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

唐顺宗则于次年讳莫如深地死掉。

唐宪宗也由此开创了一个恶例。自他开始，唐朝有八个皇帝为宦官所立。而且，每任皇帝都启用自己亲信，对前帝的宠臣，无论其功过是非一概清除。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借助宦官势力走上政治前台的李纯，最后却仍死在了宦官之手。

永贞革新虽只历时数月便以失败而告终，但其通过打击贪官、整饬政体、革除弊政、抑制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无疑利国利民，顺应历史潮流。

令人诧异的是，不管《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对永贞革新这一历史事件及永贞集团人物，多以贬毁，横加指责。

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史家在写作时均抄录了韩愈的《顺宗实录》。在《顺宗实录》中，韩愈对永贞人物持有程度深浅不一敌意，他这样写道：“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贾、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交游踪迹诡袐，莫有知其端者。”完全是一副贬斥的口吻。

韩愈与宦官俱文珍私交甚密，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他断定，韩愈因与宦官俱文珍私交甚笃，故记述永贞革新，多采纳俱文珍之意。韩愈《永贞行》诗云：“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显然又是对柳、刘等人升官过速的强烈不满。两方面原因，使他在撰写《顺宗实录》中出现诬笔。

其实，从韩愈弟子李翱对当时史官记事不实的批评也可看出端倪一二。《旧唐书·李翱传》载：“（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故久次不迁。翱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臣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得知，旧例皆访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唯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

他所说“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意在指谁呢？

元和十四年，李翱重新担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而韩愈《顺宗实录》纂修于元和八年，完稿于元和十年。“性刚急，论议无所避”的李翱是否在直刺乃师呢？

第一个为柳宗元鸣不平的是范仲淹，他不仅称柳子厚文章“礼意精密，涉道非浅”，而且称其人为非常之士，王叔文等人则是“谋国意忠”，认为“《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其后，严有翼、李贽、王夫之、章士钊等也都举史为之辨证鸣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