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柳宗元、韩愈不约而同想到了为儒学起弊振衰，欲以一己之力使儒学再度复兴。

韩愈选择的突破点是向繁盛的佛老之学开火，希望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触排异端，攘斥佛老”，以佛学的彼消，达到儒学的此长。故而，他提出天道论和性三品，乃至最后奋不顾身地上书皇帝《谏迎佛骨表》，认为对待佛教，应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柳宗元却并不认同韩愈的这一振兴儒学的方式。他受母亲影响，自幼好佛，因而谙熟佛典，深知在克欲求静、笃志道行方面，佛儒相通。他认为佛教义理并不全与儒学相冲突，对之进行适当的吸收、融合，反而可以弥补儒学的不足。韩愈的弟子李翱后来从行动与学理上反证了柳宗元这一观念的正确。

面对佛老，柳氏采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和而求同。因为佛学理论中所倡导的不爱为官、不争能好胜，乐山水喜闲安等等思想，与儒家思想非常吻合，而且，世人所批评佛家的“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其实是一种隔门窥奥的粗暴误解，佛教不仅讲生老病死、苦集灭道，而且他亲眼所见，“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

他不同意韩愈将天地万物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纠缠一处的观念，而是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两回事，互不干预，“生植与灾荒，皆田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而人事的决定力量是什么？那就是要靠提倡儒家的仁义道德来加以引导。

由是，柳宗元站位于儒家正宗立场，选择了统合儒释，融合各家，出入于老释，借佛兴儒，以此重建儒学道德体系，以求圣人之志，明先王之道。

其实，自安史之乱后，儒家学者就一直在反忖：为何“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十年不复”？反思的结果是，不光是儒学式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儒学自身患有重病。

《旧唐书·杨绾传》中，尚书左丞贾至对此就有精辟的见解：“夫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赞扬其风，系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尝不出于士乎？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夫以蜗蚓之饵杂垂沧海，而望吞舟之鱼，不亦难乎！所以食垂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四人之业，士最关于风化。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贾至话中的“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也正是柳子厚曾说的“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

正是因此，柳宗元、韩愈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向自东汉以来越来越追求的骈辞俪句发起攻击，倡导回归西汉先秦的古文。韩愈倡导“文以载道”，柳宗元倡导“文以明理”，他们最终选择了表现为文学样态的复古运动，来拯救背经离道的儒学。

两位儒学大师摇旗呐喊，中唐儒学复古运动如火如荼。遗憾的是，后世的浅薄之辈看到的似乎只是两位文学家在创作上的争奇斗艳。而不懂得他们名义是倡导文学复古，实则是呼唤儒学回归。

《新唐书·文艺志》似乎也只是着眼于在他们二人引领下的文学繁极一时局面：“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这其间，他们留下了很多文字酬答的佳话。

韩愈写下《毛颖传》，是一篇以毛笔拟人的寓言，其中写道毛落笔秃之后遭受冷落，暗讥统治者的刻薄寡恩，其弟子张籍认为韩愈写这种文章，“尚驳杂无实之说”不符合圣人之道，韩老师立刻回信说这只是笔墨游戏，不必认真。唯柳宗元对此文大加赞赏，他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说：“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喔人又非圣人之所弃者”，对韩愈的创作精神极为推崇，自谦说“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

韩愈写《原道》，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柳宗元则作《封建论》，纵论自周迄唐诸史，梳理儒学脉络，探寻历史规律，堪与之比。

韩愈作《伯夷颂》，推崇伯夷的特立独行精神，“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柳宗元写《伊尹五就桀赞》，认为“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

两位大师我往你来，你唱我和，成为中唐的一道文化胜景。其中，争奇斗胜之佳作颇多，在颂扬道义彰表中烈方面，柳宗元有《段太尉逸事状》，韩愈则有《张中丞传后叙》；在反对藩政割据，维护中央集权方面，韩愈写了《送懂邵南游河北序》，柳宗元则写了《送徐从事北游序》；在叹仕途不显，抱才无门方面，柳宗元有《起废答》，韩愈则有相对应的《进学解》。

不同于李白杜甫之间的诗作问候，柳韩之间的文字唱和少了琐碎的生存关切，更多抒发的是两位儒学大师各自对世界的理性打量，充满哲学思辨，也充满思想碰撞，还充满悲天悯人的儒者普世情怀。

流风余韵，万古飘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