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家学渊源，少年早慧，辅之勤学笃思，使得柳宗元少年之时就思致高阔，文笔超群，并广为闻达。《旧唐书》本传中说，“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新唐书》本传说，“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

信不虚言。

因为尚在13岁时，柳宗元就为一位“崔中丞”的官吏捉笔代刀，代之撰写向朝廷祝贺平叛成功的上表《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这就是刘禹锡在《河东先生集序》中所讲的，“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

公元793年，贞元九年，21岁的他进士及第。要知道，这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应试举子多如过江之鲫的唐朝是何等不易。

在这道门槛前，文标盖世的韩愈曾连续考了四年，博雅好古的李翱则出入了五次考场，最后才夙愿大偿。大诗人孟郊46岁才登进士第，他为此还颇为欣喜地写下一首《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大舒心中之畅快惬意。

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共赴琼林宴的共32人，其中就有22岁的刘禹锡。此前一年，25岁的韩愈也刚刚进士及第。

自此，以柳宗元为中心，不仅分别构织了韩柳、刘柳之间两条紧密的友情红线，而且还在中国文学史上镂刻下“韩柳”、“柳刘”两个专属词汇。

当然，柳宗元在文学史中客串性兼职较多，他还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韩愈、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

公元798年，柳宗元通过吏试登博学鸿词科，被授集贤殿正字。公元820年，柳宗元死后的第二年，时任袁州刺史的韩愈写下追怀老友的《柳子厚墓志铭》，在铭中说柳宗元：“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这固然是韩退之对柳子厚才折众人、名冠京华的状实描述，但字里行间却隐隐约约也透着一丝独站墙角冷眼看热闹的嘲讽之意。

因为就在柳宗元登博学鸿词科，被授集贤殿正字之时，韩愈却连续三年考博学鸿词科而不过，又在连续三次上书宰相求职未果的情况下，只得远离京城，到武宁节度使张建封麾下做了个小小推官，同样才高文富的韩退之，他心中一定不是滋味。可以从韩愈写于此年的《赠侯喜》诗中一窥其心境：“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

当自己在乡下看村长脸色，蹲知青窝棚时，晚近的学弟们却一个个在朝中意气风发，权力与文名双丰收，这怎么能让自己心中不窝火呢？对于学弟，悄悄独自嫉妒一番，然后可以苦笑一下放过，而对那些视自己于无顾的朝中手握权柄之人，那就坚决视为仇寇了，永不原谅。这也许就是日后韩愈始终对永贞文人集团抱有深刻敌意的原因。

韩愈在贞元十八年被贬连州山阳的路上写下一首《赴江陵途中寄三学士》，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抑郁于心中的块垒，“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雠。”

这样一看，韩柳之间的友谊，就远远没有刘柳之间来的牢靠。

前者是取道宗儒，有着相同志向的道同，属于惺惺相惜的文字桴鼓相应；后者除了共同的抱持儒道，祖述尧舜，雅好孔孟，更多了政治立场上的一致。并肩改良社会的共同努力，以及被命运调戏后的相怜同病，因而，柳宗元与刘禹锡之间更有着灵魂间的相互慰藉，生命中的彼此牵系。这些结实的情感，使得他们私交甚深，友情笃厚。

虽然，韩愈出于政治偏见，用“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等闪烁之词，来微指柳宗元参加永贞集团是行为不俭，但对柳宗元亲民政绩、仁者之风及所写的传世之文还是都给予了中肯而崇高的评价。

大师对大师的身后问候与致意，还是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未完待续）

四

柳宗元与韩愈是上天同时赐给人间的两位天纵之才。

更是同道。

这缘于他们对现实世界深刻打量后的共同价值判断。唐王朝自高宗开始，就出现了朝中宦官当权，地方藩镇势力割据，到柳韩之世，各地节度使更是拥兵自重，不服中央，时时产生骚乱与哗变。

柳宗元与韩愈均清醒发现了内在的原因，那就是儒学衰敝之后，必然带来的世道人心沦丧，纲常礼教溃败。

《旧唐书·儒学传》序中记录了当时的儒学现状：“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坐充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