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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运城),出生于公元773年,唐代宗大历八年;卒于公元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古人多以其出生、为官及贬居之地而名号,他又被世人称为柳河东、河东先生、柳柳州、柳愚溪。

河东柳姓世代簪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牌贵胄之家。柳宗元的七世祖柳庆,在北魏任侍中,入北周后被封为平齐公;其六世祖柳旦,任北周中书侍郎,封济阴公。从其高伯祖柳奭开始,柳门中人似乎就开始缔造一种世袭传统——因宁折不弯、守正嫉恶而屡遭迫害。

柳奭,曾在贞观年间为中书舍人,唐高宗时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后来高宗欲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柳奭与韩瑗和、褚遂良起而力争。就因此,他最后蒙冤被杀。

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在唐肃宗时曾为太常博士,唐德宗时为殿中侍御史。公元778年,担任殿中侍御史期间,他参与审理已故陕、虢观察史卢岳的遗属分财一案,由于秉公而断,不肯与“阴狡而愎,恃权而贪”的宰相窦参、御史中丞卢佋同流合污,拒绝诬陷侍御史穆赞,反而为穆赞四处奔走,积极大鸣不平,因此得罪宰相窦参,被窦参罗织罪名陷害,贬官为夔州司马。公元782年,窦参因贪污案发被赐死,其全部家产、奴仆悉数被送至长安,连头上戴的发簪也被充公,柳镇这才平反昭雪,重回朝廷。

柳镇早年在郭子仪幕府中就写下《晋文公三罪议》、《守边论》,宣扬法不阿贵、刑赏一律的儒家思想。他在《泉竭木摧诗》和《鹰诗》中,对自己所受的权奸迫害提出抗争,并大胆抨击时弊。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说乃父:“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见,柳镇不但奄通儒家经典,而且久负文名,为时人所重。

柳宗元母亲卢氏,出生于河南范阳大族卢姓,有着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而且笃信佛教,见解不凡,绝出流辈。柳宗元4岁之时,父亲柳镇在外出任宣城县令,卢氏在家独自教授子女,年纪如此幼小的柳宗元,此时竟然能够“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

自公元783年柳镇去世后,柳宗元又早年失妻,母子一直为伴,长期共同生活。后来,在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年近七十又身染沉疾濒死的老母亲,仍然陪伴儿子前来南方烟瘴之地永州,并用“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来劝勉鼓励柳宗元。

祖辈绵延流传下来的刚正血质,父亲正直不阿的做人原则、,以及深谙儒学的盛名,母亲礼佛唪经的爱好,绵柔豁达的胸襟,这些都以浓郁而强烈的家庭文化道德氛围,对柳宗元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以及贯穿他一生的性格禀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卢梭说过,一个良好的幼年家庭教育,胜过成年时进入100个一流大学深造。

柳宗元会点头称是的。

正像今天的高中生,不管如何厌恶摊在课桌上的乏味教程,但都必须围绕高考而努力学习。在唐朝,进士及第是士人走向仕途的惟一阶梯。柳宗元不得不为科帏事业兼习揣摩,如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所说,追求“以辞为工”,“务采色,夸声音”,探奥义,穷章句。但他同时又极端鄙视这种为应试而学的所谓儒术,“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他甚至在头两次落第之后,对科场产生了鄙夷之意,想立刻扭头而走。他写道:“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因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柳宗元心中的“远大者”,其实就是韩愈所说的“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他讨厌追逐科场,做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规规小儒、酸腐之儒,而是期望自己也能沿着无数圣哲大儒走过的那条路大步流星,“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通过博学深思,修身端行,心无旁骛,守己持正,最后实现内圣外王的远大人生志向。

从青年柳宗元身上,很容易就看到另一个青年学子的影子,韩愈。

韩愈与柳宗元他们一同致力推动古文运动,并最终以“韩柳”连体之名雄踞唐宋八大家之首,除了各自卓荦才情、沉雄笔力之外,取道一致,志向同归,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是个值得探究的现象。

身处于唐朝科举制度左右之下,却对刻板经义化的浮泛儒学时怀反感、警惕、担忧之意,并最终力肩斯道,施手拯救,通过各自的学术努力,彼此成为卓有建树的儒学宗师。刘知几、陆淳、韩愈、李翱等诸位大师,皆是如此。

柳宗元也不会例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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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儒——遥望那些远去的文化山峰第1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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