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谢谢贾岛的“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的美好寄寓。或许该谢的还有韩愈写给宪宗的那封《潮州刺史谢上表》。良心发现的唐宪宗颁下赦书，准韩愈于其年十月二十五日移任生存条件相对好些的袁州。

而不管在哪里，他心怀苍生、端正风俗的儒者用世情怀始终没有消歇。

在潮州，他以己之心度民间疾苦，为潮人清除鳄鱼之患，留下了传诵千古的《逐鳄鱼文》。

在袁州，他“削其俗法，不许隶人”，积极为沦为奴隶的百姓赎身，使其骨肉团聚。这些所作所为，正是儒家人本精神在他身上的现实折射。

唐宪宗于公元820年正月暴死，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从幼年时即对韩愈文章佩服殆尽的唐穆宗，立刻为偶像平反昭雪，征韩愈为国子祭酒。穆宗曾这样说：“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

是的。寂寞了很久的国子监太需要韩愈来振兴儒学，来重起斯文。

身为国子祭酒，学界领袖，一生爱才、惜才、敬才的韩愈写下了著名的《杂说》，他叹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他本人不但是一代宗师，也是一位善于发现并帮助人才的杰出伯乐。

据《旧唐书》载，韩愈年轻时即与孟郊、张籍友善。当时韩愈文名大彰于天下，孟郊、张籍却名位未振，韩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来，他们虽然都名声显赫起来，韩愈每每在公事之余相会时，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相交欢洽。同时，韩愈视那些权门豪士则如仆隶，极为蔑视。

《新唐书》说韩愈急公好义，“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

与两汉魏晋南北朝儒学宗师不同，韩愈的巨大声名不是在聚众授徒，讲授经义，或诠释儒家经典中成就，而是其超越时代的巨大文学成就。

成书于清代康熙年间，至今仍见于书肆的《古文观止》，书中共辑录明末以前50余家散文220篇，而韩愈一人就在其中占有24篇。这是对韩愈文学成就的最朴实、最无声的肯定。欧阳修尊韩愈为文宗，苏轼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实他们均在指其卓荦而精深的文学造诣。

《旧唐书》说韩愈，“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

韩愈讲究“文以载道”，反对六朝以来浮靡绮丽的文学，他主张形式服从内容，文章要承载道义，为此他掀起了一场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新古文运动。乃至，“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而到宋朝庆历年间，韩文热潮再起，经欧阳修、苏轼等倡导，“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看看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友人弟子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张籍，著名诗人，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原为校书郎，经韩愈推荐、提拔，为国子博士。

孟郊，著名诗人，少时隐于嵩山，性孤僻寡合，为诗有理致，思苦奇涩。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

皇甫湜，有高才，性情爽直。裴度修福先寺时准备立一座碑，求文于白居易。皇甫湜听到后大怒：“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裴度谢罪。皇甫湜随即饮酒至酣，援笔立就。作为题写碑文的稿酬，裴度赠给他很多车马缯彩，皇甫湜却再次怒道：“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裴度也宽容地笑笑说：“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

柳宗元，与韩愈交善，韩柳二人结成的文学联盟，使古文运动逐渐成为文坛主流。柳宗元在去世之前，将子女托付给韩愈关照。

李翱，与韩愈亦师亦友，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完善不弥补了韩愈的“性三品”之说，终成一代大儒。

贾岛，韩愈弟子，初为浮屠，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贾岛为诗自伤。韩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写诗奇崛冷峻，与孟郊并有“郊寒岛瘦”诗名。

刘叉，韩愈弟子，以任气著称，因酒杀人亡命。遇赦后折节读书，能为歌诗。不能俯仰贵人，常穿屐、破衣。听闻韩愈善待天下士，欣然从归。后来与韩愈宾客论难，争语不能下，负气出走，随手拿走韩愈为他人书写墓志铭得来的润笔黄金数斤，而且大大咧咧说：“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寿。”

……

有这样一堆文采斐然、性格鲜明的朋友、弟子，难怪韩愈会一扫以往儒学大师的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使得自身人格更为丰满，性情更为通融，更逼近那个风趣、幽默、智慧、端庄的老头儿孔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