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于是可以明白，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愤而向佛道开火，根本原因并非出于他宗教信仰的立场问题，而是基于拯救儒学、复兴儒学的崇高使命。

他要唤起士大夫群体的思想自觉，以儒家之道而不是以佛老思想作为安身立命之本。

要扶树教道，那么，首先就得从排击佛老开始。

此时，列刹盈衢，缁衣蔽路。韩愈在《送灵师》诗中对之讥讽道：“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

其实，在唐朝有这种深刻反省意识的不止韩愈一人。

唐初的傅奕就曾指出：“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其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武则天执政时期，狄仁杰对大兴佛事，“铸浮屠，立庙塔，绝无虚岁”，提出严厉批评：“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化诱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思惟，实所悲痛。”

傅奕、狄仁杰所幸运的是，谏言虽不被采纳，但不因此罹祸招灾。

遗憾的是，韩愈没有这等幸运。因为他面对的唐宪宗不光是个狂热的佛陀信徒，而且是个妄想长生不老，常年服食金丹，而且因此可能已严重铅中毒的精神分裂病患者。

向这样一个人进谏，说佛教坏话，那也就只能接受打击。

公元819年，52岁的韩愈被贬往广东潮州。

这是一条充满悲苦的远徙之路，也是一条诗歌铺就的璨华之途。《全唐诗》中出自韩愈的不少名篇，就写于这次天涯苦旅。

南出长安，走到蓝田关时，侄孙韩湘，就是那个被道教渲染为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人物原型，独自前来陪同叔祖父，要一同踏上漫漫的南行之路。面对韩湘，韩愈怎能不回忆起旧年之惨痛。此时，哥哥韩会一去不还，丧命贬所，自己与寡嫂捧遗骨北返的揪心一幕，清晰而滞重地压上心头。

40年前随同哥哥韩会被贬韶州，取道于此。16年前自己被贬连州，也路径于此。今天，以50多岁的衰朽之躯，在朔风寒号、冰天雪地中，又过此关！

明天，韩湘也会成为昔日捧骨北归的自己，自己也必将成为往年孤魂还乡的兄长。世道轮回，竟然如此酷肖而相像。韩愈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出武关，愁苦之中的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失”，在《路傍堠》中他写道：“吾君勤听治，照与日月敌。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何当迎送归，缘路高历历。”心情滞重的他，寄寓了自己重返庙堂的殷切之意。这种自责的心情又延续到曲河驿，在《食曲河驿》中他写道，“下负明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走到河南邓州时，“恋阙那堪又忆家”的韩愈忽生奇想，在《次邓州界》中他写道：“早晚王师收海岳，普将雷雨发萌芽。”寄望于朝廷正在平定的李师道之乱，希望朝廷打了胜仗，按例大赦，自己能得到幸免。

二月二日，韩愈抵达襄阳境内宜城。瞻仰宜城内楚昭王庙时，他写下《题楚昭王庙》：“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此时，被追诏遣逐的家人也正离开长安，步自己后尘，凄凄惨惨地走上了赶赴潮州的迁徙之路。

就在韩愈于宜城感慨“丘坟满目”的二月二日，他的小女韩挐病死在商州南面的层峰驿。1年之后遇赦还京，途径女儿墓葬时，韩愈涕泣泗洒地写下了《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诗人欲哭无泪，痛彻腑肺地吟咏：“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

一路跌跌撞撞，历经万苦千辛，耗时近百日，行程八千里，韩愈终于到达潮州。

迎接他的，是好友贾岛自京师寄来的一首《寄韩潮州愈》：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贾岛在尾联暗喻，南方湿热蒸郁、致人疾疫的瘴烟，总有一天会如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到那时，皓月东升，银光照耀在潮州的浪西楼上，月光如洗，天下昭然，友人无辜遭贬的冤屈，必将大白于天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