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在向韩愈隐隐袭来。

起因是一枚小小的佛骨。

在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秘藏有一节释迦牟尼的指骨，每隔30年要拿出来开藏展示，相传展示后会岁丰人泰。

公元819年，唐元和十四年，又到了展示之年。正月，唐宪宗派遣使者，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一时间，善男信女如痴如醉，如魔附体。《旧唐书》说：“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新唐书》说：“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总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朝廷内外对之顶礼膜拜到了疯狂的程度。

面对这场佞佛狂潮，韩愈拍案而起，愤然命笔，写下了《论佛骨表》，向唐宪宗痛斥佛之不可信。

在《论佛骨表》中他指出，佛，本是夷狄之一法。从后汉时才进入中国，上古未尝有。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皆在位日久，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那时中国未有佛。汉明帝时才有了佛法，然而汉明帝在位仅18年。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特别是一生三次舍身施佛的梁武帝在位仅48年，最后被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家也很快覆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

他认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也无非接见一下而已，何况这只是一节枯朽之骨，属于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

他进而提出，上行下效，可不慎哉？天子犹一心信向，百姓于佛岂合更惜身命？以至于造成纷纷灼顶燔指，十百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的荒唐局面。若不现在加以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

最后，他强烈建议，“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

在墨汁淋漓、力透纸背地书写这篇《论佛骨表》时，韩愈眼前一定闪现着300多年前一位前辈大师的身影，那是范缜。

高举神灭论大旗的范缜，置身于南梁举国佞佛的狂澜之中，面前是以元首、重臣、名僧、名士组成的强大反对阵营，自己虽形单影只，茕茕孓独，孤立无援，但傲然独立，日服千人。他惊世骇俗地提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

范缜最后取得了辩论的完胜，但梁武帝却没有敕令《神灭论》禁行，也没有对范缜进行任何打击。对范缜的学术思想与人身，梁武帝均持以宽容的姿态，使得范缜在国子博士官职上平静走完了他的人生。

韩愈面对的却是唐宪宗，而不是梁武帝。信好方术、喜食丹药的唐宪宗李纯，最后因长期误食金丹，竟然把自己吃得五迷三道，喜怒无常，动辄毒打砍杀身边人，他也因此最后将自己提前送入了地狱。

读完《论佛骨表》之后，李纯勃然大怒，他愤愤地说：“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要对韩愈处于极刑，在裴度、崔群等苦苦开解与哀求下，这才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16年前被贬地是连州阳山，这回被流放得更远，更靠南，也更蛮荒。

不识黄雀语，能免冶长灾。脚步踉跄前往广东潮州的韩愈，他心中有悔吗？

(未完待续）

五

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触排异端，攘斥佛老，求圣人之志，明先王之道为己任的韩愈，他不会有悔。

恢复儒学精神，重建儒学道统，是韩愈的毕生追求。而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佛老之学在唐代迅猛发展，尤其是佛学给儒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

在中国学术史上，学界向来习惯这样概括各时代的学术：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可见，佛学在唐朝已呈压倒一切之势，发展至鼎盛局面。

这种繁荣与兴盛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佛教经典翻译与著述大量涌现，从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儒家经典。从唐太宗开始，长安译事不断，译业繁忙，见于史载的佛经翻译作品就有372部2159卷，印度大乘佛教经典此时基本上悉数被翻译为汉文。伴之，大批佛学家与翻译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以玄奘、不空、义净最为知名。唐高宗麟德元年编纂而成的《大唐内典录》就收录了220位译家的佛典作品；

——佛教宗派林立，天台、华严、法相、禅宗相继迅猛发展，于此时逐渐定型。一批杰出的佛教开山大师出现，而且各宗派都有固定的本宗弘法场所。

法相宗创始人代著名高僧玄奘，深得唐太宗喜爱；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禅宗，因在安史之乱中设坛度僧，收钱以供军需。因而获得唐肃宗、代宗的支持，唐肃宗为神会建造菏泽寺，唐德宗公元796年亲自主持会议，推神会为禅宗七祖；华严宗大师法藏，则非常受武则天与唐中宗宠信。其三传弟子澄观，是唐德宗的门师，被宪宗以下诸帝奉为国师。

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时，信佛佞佛之风更盛，“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唐代宗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甚至“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攘之，寇去则厚加赏赐。”有位叫不空的胡僧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门，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

——佛道著作开始正式进入四部之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开始将佛道著述归入史部或子部，使其在中国学术体系中得到了名份上的确立。

伴随着佛教的鼎盛，道家政治地位也直线上扬。

唐高祖武德九年确立道、儒、佛三教次序；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下诏论道佛优劣，认为道家老祖姓李，乃自己祖上，更该获得优待；唐高宗规定百官皆要学习《道德经》；唐玄宗对道家更是无比倾心，他在长安、洛阳设立崇玄馆，专门教授、研究道家经典，同时在各州建立崇玄学，并于科举中设道举一科，及第者授予官职，同时在各地建立玄元皇帝庙，甚至规定每家每户都要有一部《老子》。而且，唐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使得道教发展空前繁荣。

佛、道的高歌猛进，极盛一时，无形中使得与佛、道三教并立的儒学构成彼长此消之势，这对儒学的发展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而且，儒学自身也产生了深刻的危机。

直接原因就是唐朝开科取士中所设立的考试项目，已经偏离了儒学精神实质，使得儒学成为一门纯粹应付考试的知识形态学问，而失去了内在精神价值。

这中间虽经过贞观年间短暂的繁盛之后，但到唐高宗即位时，儒学已经式微到“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毕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的局面。之后到武则天称制，更是每况愈下，“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齐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颓废矣。”

儒学向来所强调的自我心灵培护、德性生命自我完善，便在其被工具化与实用化中而走失了。

儒学从此关闭了其基本价值取向中的“内圣”之门——不再关注自我身心的安顿，自身道德与人格的完善，而仅仅着眼于，通过明经换得进取仕途的“外王”通行证。

韩愈看到了这些荒谬，如同孟子、荀子、扬雄等一代代前辈儒学大师，他决定肩荷神圣使命，起而救弊振衰。

他确立了一个道统谱系，而且不客气地将自己列为嫡传和正统，他在《原道》中如此慷慨激昂地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精，语焉而不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