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广学博读，遍通六经及百家之学之后，将学术方向转向古文，“大历、贞元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随着阅读的深浑，眼界的高迈，韩愈此时的人生志向也与少年时代大为不同，显得更宏大，更辽远。他立志学综今古，以扬雄、董仲舒等儒学大师为榜样，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肩荷上承下继之责，振一代学术之兴。

兴趣决定志向，志向决定高度。

想成为一只徜徉在蓝天的风筝，你只需准备最够长的线绳，借助恰当的风力就能升空，而若想成为一枚遨游太空的飞船，那就不能再在线绳上想主意，而得考虑长二捆运载火箭等等航天技术。

韩愈此时的从学方向，已与同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表现得完全不同。他不再着意于应付科举考试的时学，而是兴致勃勃地跟随大儒独孤及、梁肃钻研古文经典，究心儒家古训，深探兴亡之道。

正如他后来在《答李翊书》中所写，“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也如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所说，“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这样做，是因为一直有两位榜样在他心中熠熠闪光——董仲舒、扬雄。他们是韩愈的人生楷模，也是韩愈的奋斗方向。

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因董仲舒的出现，才使自秦“焚书坑儒”之后沉寂萎靡的儒家学说，从此显登要津，独霸政体，使中国主流思想一统于儒。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就历史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就是对董氏起儒学之衰的中肯评价。

当儒学在西汉末年呈现出种种驳杂、混乱景象，固陋贪鄙之徒竞相利用儒学纷纷进行篡改，以达一己升阶登庭目的，在儒学被支离、曲解乃至走向歧途之时，是扬雄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驳斥牵强附会的时学，为儒学矫枉纠偏，使染垢的儒学重回孔孟之炉提炼，从而上启两汉纠谶纬之偏思潮，汲取道家自然观入儒，为儒学提供新的支撑力量，就此直接下育魏晋玄学风气。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唐青年韩愈，将两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儒学大师做为了自己的人生样板。但他不像今天的很多青年，常常握着咬了一口的苹果，就无比甜蜜地沉醉在一心想成长为乔布思的幻想之中。

他用自己的辛勤耕耘收获在预期的丰收产量。

陈寅烙在《论韩愈》一文中如是说：“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折点之人物也。”

与董仲舒、扬雄一样，他也成为一座嵯峨、高拔的儒学学术分水岭。

恩格斯将但丁认定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下判谨严，出语中肯，对中国文化史有着深邃打量的陈寅恪先生，则将唐朝学术划时代人物的桂冠赠与了韩愈。

端坐在这个分水岭上，韩愈目送走一个旧学术时代消失在漫漫黑夜，同时守望着一个全新学术时代悄然来临。

(未完待续）

二

路上，却充满坎坷。

正像背负着被缺席审判的死刑十字架，逃亡到拉文那的但丁，最后在那里完成了伟大的《神曲》。被打击与被流放的种种凄怆迁徙、蹭蹬失意、荒寒窘困、仕途偃蹇……几乎也构成了韩愈的人生底色，而他的学术也正是在这凄冷的底色之上，最终绽放出独有的璀璨光芒。

这还得从他再度回到长安说起。

公元786年，19岁的韩愈回到伤心之地长安。他不是来回忆8岁之前与哥嫂共同生活于此的那段快乐时光，而是以一个学有所成的青年才俊身份，踌躇满志地前来参加科举考试，以期雁塔题名。

进入长安，韩愈将自己的文赋誊写若干，遍投于公卿之门。以知人善任名世的宰相郑余庆读到之后大为赞赏，经他延誉韩愈名声鹊起。

这不能怪韩愈不择手段去干谒求售。

唐代开科取士所通行的潜规则是，不仅看考生考试成绩，还要看其被谁推荐。因此，考生在考前纷纷奔走于有声望、有话语权的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作品以求赞许，名曰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个人投的叫行卷。

举子们为了个人前程，出现了如《旧唐书·薛登传》中所说的，“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唏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的普遍性怪状。

唐代诸多文豪就是通过投卷、荐举的方式参与科举，进入仕途的。如王维得到了岐王和睿宗九公主的推荐，才状元及第；杜牧得到太学博士吴武陵赏识，由其向主考官崔郾鼎力荐引；白居易则用他一首《赋得原上草》获得顾况的肯定，从而进入仕途。

无疑，投卷的同时，给找关系、托人情、钻门路、行私贿大开了方便之门。而正是这个原因，韩愈从20岁参加科举一直屡试不第，直到25岁第四次参考时，经老师梁肃举荐，才被主持科考的陆贽欣赏，最后进士及第。

按照唐制，获得进士功名之后，还须得经过吏部考试，方能被授予官职。进士及第之后，韩愈应试吏部的博学鸿词科，又是连续三年败北。

他只能一直徘徊在官场之外。

公元795年，28岁的韩愈郁郁寡欢中接连3次上书宰相，陈表苦衷，祈求官职。在《上宰相书》中，他先是展露自己的才华与志向：“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同时，哀告自己的穷困潦倒，并提出冀求：“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困，得其所者争笑之。忽将弃其旧而新是图，求老农老圃而为师。悼本志之变化，中夜涕泅交颐。虽不足当诗人孟子之谓，抑长育之使成材。”然而，信虽恳切，但如石沉海，没有听到任何回音。

这些情隘辞戚的干谒书信，很被后人诟病。宋人张子韶说，“韩退之求官书略不知耻”。朱熹更是不客气地指责韩愈，“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都在指责他做官心太重。

其实，杜甫困守长安时不也自道悲苦：“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李白听到皇帝召见，不也欣喜若狂地“大笑三声出门去，吾辈岂是篷蒿人”？世势使然，苛求不得哪个人的。

而在这封信中，韩愈还毫不客气地教训起了宰相：“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捉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这种平视朝宰，率而发言的意气风发气度，恐怕是朱熹忽略了的。

求仕不成之后，高傲的韩愈想到了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对自己先前所写的干谒之文深自悔恨。在《答崔立之书》中，他对当时科举取士制度加以嘲讽，说古代圣贤如孟子、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他们决不会为求官而自我贬损，深感先前自己为应试吏部而写的文章“忸怩”，决心退隐林下著书立说，“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始终，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得之幽光。”

于是，他愤而离开长安，回归故里。

河内的月色正好，适宜在这样的月光下舐痂疗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