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儒学衰落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被丢弃了，而这一切恰恰就发生在高举着尊儒重学大旗的唐朝！
这让“淹该经术”的啖助为之扼腕叹息之余，油然顿生起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他像《新唐书》中所说，“天宝末，调临海尉、丹阳主簿。秩满，屏居，甘足疏糗。”
将任职已满的官帽印绶上交，然后轻轻关起柴扉，将整个世界关在了院外。却并非只是厌倦喧嚣的尘世，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中寻求清贫之乐，而是要为已然沦落的儒学做拯救工作。
他的着力点放在了《春秋》三传。
原因在于，《春秋》三传貌似是三部编年体史书，但因其中蕴含诛乱臣贼子的大义，为后王立法的微言，因而远远超越了史书功能，更多地被寄寓儒家王统与道统的申辩意味。厘定它，其实就是在还原儒家的原旨，廓清儒学精神。
当此之时，《左传》、《公羊》、《谷梁》组成的春秋三传，因唐朝科考内容的无暇理睬，而早已被读书之人忘却。所以，啖助此时的学术行为，就像韩愈所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穷终始。”有点炒冷饭的意思。
他认为，孔子撰著《春秋》的出发点，后世三家之学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救时之弊，革礼之薄”才是孔子的本意。
他说：“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敝且末；设教于末，敝将奈何？”周武王、周公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承商殷之弊，周公死后，其弊仍未得到改正，所以其弊甚于夏、商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孔子伤唐虞之道难行于末世，故而才作《春秋》。目的就是以权来辅正，以诚来断礼，立忠为教，原情为本。不拘于浮名。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由此，“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
他同时指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逮平王之东，人习余化，苟有善恶，当以周法正之。故断自平王之季，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礼之失也。”平王之初，人习余化。如犯有过恶，尚可用周朝旧典处置。以后风尚大变，再用太平时旧典，则天下人皆可诛，无复善恶。故断平王之末，以隐公为始。修《春秋》是为后王法，以拯救恶俗，勉励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所失。
他还指明，《左传》乃孔子门人所作，题为左丘明所作，只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他的理论依据是，《论语》中所引之人，如老彭、伯夷等全是前世之人，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那么，可见孔子所说的“左丘明”也是前人，而非《左传》作者。而且，从行文上看《左传》、《国语》等书“属缀不伦，序事乖剌”，显然非一人所为，是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将作者左氏认为是左丘明，属于大错特错。
在他看来，《春秋》之理著昭彰如日月，清晰分明，只是先儒各守一传，各抱所偏，互相指责，才使得后人不识《春秋》宗本，因观注而迷于经，因读疏而迷于注。
由此，他感叹圣人微旨久绝。深悉《左传》、《公羊》、《谷梁》春秋三传的啖助，细心比对三家学说之间的各自长短，集前儒注释，以己意补阙漏，前后用十年时间写就《春秋集传》，然后“复摄其纲条”为《春秋集传统例》。
然而，就像一座雄伟瑰丽的大厦，刚刚浇铸好整体框架，尚需增砖添瓦，垒墙抹灰时，设计师却倒下了。公元前770年，47岁的啖助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未完待续）
四
这座大厦却没有停工。
一场标准的学术接力上演。老师走了，弟子走上前来，继续老师未竟的事业。这里出现了三个人，一个是啖助的儿子啖异，另外两个是啖助的弟子陆质、赵匡。
《旧唐书·儒学》是这样介绍的：“陆质，吴郡人，本名淳，避宪宗名改之。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
《新唐书·儒学》是如此介绍的：“助门人赵匡、陆质，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质与其子异裒录助所为《春秋集注总例》，请匡损益，质纂会之，号《纂例》。匡者，字伯循，河东人，历洋州刺史，质所称为赵夫子者。”
至于赵匡与啖助有无师承关系，他又是否是陆质的老师，学界向来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在啖助死后的公元770年，陆质与啖异带着啖助的生前力作《春秋集注总例》前去找赵匡修订。
要知道，陆质此时在老师身边学习已经十一年，而且“述释之间，每承善诱，微言奥指，颇得而闻”，若非赵匡与自己有同门之谊，而且与啖助有馨承咳唾之私，并且对啖助的学术思想有着深邃认知，可以裨益于陆质的修订工作，陆质与啖异他们断然不会捧着啖助遗作，万里迢迢跑到浙东去找赵匡。
陆淳在《修传始终记》中自己这样写道：“是冬也，赵子随使府迁镇于浙东。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以诣赵子。赵子因损益焉，淳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而书成。”
此时，赵匡在浙东观察史陈少游幕府任幕僚。经过五年时间，由赵匡增删裁定，经陆质编篡汇总，到公元775年终于完成《春秋纂例》十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春秋微旨》三卷，这便是《春秋》三书。
他们对《春秋》三传的整理，采取了择善而从、取长舍短之法，将三传中所记录的所有事件先按照问题属性进行分类，然后按照时间先后进行排序，最后定出义例，再根据义例对之进行取舍。这就是他们在编订过程中所说的，“三传文义虽异，意趣可合者，则演而通之；文意俱异，各有可取者，则并立其文。”据此，他们采用与传统解经套路完全不同的空言说经，以经驳传方式，忽略具体的章句，注重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进行阐释与申辩。这种治学方法直接影响到宋人，北宋初年李之才教邵雍学《易》前，就先给他读陆质的著作。
《春秋》三书的面世，标志着在中国学术史上享有大名的春秋学派正式屹立。但它的出场，却是以挑战官方经学的异端形象出现的，所以在大历年间以春秋学显名天下时，他们三人却都背负着“异儒”的恶名。相对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综合筛定的前辈学人观点，啖助、赵匡、陆淳的学术观点的确有点骇人听闻。
针对孔子为何而作《春秋》的义旨问题，杜预注《左传》时提出，是因为“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以上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何休在注《公羊》时认为，“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正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范宁在注《谷梁》时认为，“乃作《春秋》，所以明黜涉，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啖助、赵匡、陆质们却对上述这些解释统统摇头：错了，他们都错了！
孔子作《春秋》，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些原因。围绕《左传》、《公羊》、《谷梁》的向来之说都“未达乎《春秋》之大宗”，因而没有真正弄懂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
孔子的用意是什么？八个字：救时之弊，革礼之薄。
夏文化以“忠”为特色，殷文化以“敬”为特色，周文化以“文”为特色。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周礼为内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才作《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从宜救乱，因时黜涉，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
这样，就将前人多所认为的《春秋》之旨在于复兴周礼打倒，确立了孔子作《春秋》是用夏政求周政之失的全新思路。
因而，对《春秋》的解读，不能从外在的虚文出发，而要着眼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立忠为教”，是说孔子作《春秋》是树立“忠道”以进行教化；“原情为本”，是说孔子所倡忠道源于人的性情，因而要分析历史中人的思想动机，将目的与手段分开，这样，对经文的阐释、对人物的评价，就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硬套上的礼法概念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也准确得多。
为此，朱熹在多年后的宋朝向陆质致以一个学者的崇高敬意：“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