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码，考试带来的公正性，不会再引发左思那样抱才无门，施才无路之人的满腹牢骚，“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时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也深合了战国时荀子在《荀子·王霸》中就高声提倡的，“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但此时真正的问题是，儒学只是被统治者利用为笼络士人的工具，而非做为一种治国理念或普世思想被全面推广。三教并立于此时，佛学得以迅猛发展，便是实证。

将儒学做为器用，科举当作手段，目的是将士人紧紧拴住，使得他们从此不再有非分之想，不再有出格异念。《唐摭言》记载道：“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何谓“彀中”？《庄子·德充符》中有“游于羿之彀中”。“彀中”，意思是弓箭射程之内，引申为可擒纵操控之内。李世民的一句话，已经尽泄唐朝统治者利用儒学的真正用意。

开科取士，毋宁说是开科囚士。我用打开的科举制一道门缝让天下士子都来钻，正因为不易，所以要确立一种价值取向，就是“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那么，欲钻进这道门缝，你就得趴在书桌上刻苦钻研，皓首穷经，毕生再无他念。

所以，《唐摭言》极为坦白地说：“科第之设，沿革多矣。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

用科举制来牢笼英彦的举措无疑是成功的。甚至连昔日的盗贼，也来积极进取此道，唐代宗文德二年的进士苏涣，年轻之时“往来剽盗，善用白弩”，后来“折节丛学”，终于通过科考进士及第，遂成名。

唐诗人赵嘏感叹地写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使英雄为之白头的，不是儒学学术思想，也不是儒家精神，而只是被统治者借来用作考试内容的刻板经文。

于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通过科举讲究通经至仕的唐王朝教育体制，到唐高宗即位时，就出现了“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毕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的局面。之后，到武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齐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颓废矣。”

儒学已面临深刻的危机。

(待续）

二

这种危机是无声的，但相当峻严。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自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之后，研究经学且有所创树者几近没有。披着尊文重教外衣的大一统唐朝，与烽烟弥漫却宗师辈出的南北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啖助之前，就有有识之士发现了这个问题，对唐朝官方制定的儒家经传注疏提出质疑，比如刘知几在《史通》中的《疑古》及《惑经》，还比如王元感的《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衍》，都对本该处于开放状态现在却被桎梏的唐朝经学，小心翼翼地投去了怀疑的目光。

直到啖助出现，这种质疑才以一种底气十足的宏大声腔喊出。而一经他喊出，人们这才恍然大悟，知道通行的经学谬在何处，真正的经学本在哪里。

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出生于公元724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死于公元770年，唐代宗大历五年。

他短短的47年人生，却是大唐王朝由盛变衰的重要时期。杜甫在《忆昔》中用白描的手法摹写过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这种盛世图景很快由于晚年的唐玄宗任用宦官李林甫，迷醉杨玉环，而彻底改变。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最终使得李唐王朝一蹶不振，从此藩镇割据加剧，国家全面走向衰败。

置身在这个大动乱、大扭转的时代，“淹该经术”的啖助无疑更为清醒地知道，李唐王朝由大治变大乱，由极盛陡转衰的根本症结出在哪里。

那就是儒家精神的全面缺失。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势必亡。儒学千百年来被统治者奉为安邦治国圣经的原因，就在于它用仁德情怀教育人，用礼乐制度规范人，失去了儒家精神便失去了国之四维的思想支撑。

唐玄宗登基后，虽然再兴儒学，广开学庠，使文教得以暂时性复兴，“唐开元以后，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但这种繁荣更多属于表象性质，与儒学的本质繁荣南辕北辙。

科举制发展到此时，不但严重脱离实际，更与传统儒学相脱节，书生学习的惟一目的就是为科举，然后鱼跃龙门，走上宦途。这就一方面使得读书然后当官之人，“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重在诗赋，故士林鲜国体之论。”

唐朝是诗歌的王国，唐诗以其恢宏壮丽、五雍容斑斓的气势，佳作栉比、妙制纷繁的容量，在世界文学史上备受瞩目。但谁能想到，这却是唐朝偏离实际的科举制一手所为。

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高宗永隆二年，有人认为明经多抄义条，议论只谈旧策，表现不出真才实学，于是从此加试一诗一赋。

在科举这根指挥棒下，学生虽然习经，却只会刻板地背诵经义条目，而不知儒家精神旨归。其次，群体性走向司马光所批评的“文乃儒之末事”的吟诗作赋一途。宋代严羽为唐诗兴盛找出原因，他在《沧浪诗话》中说：“或问唐诗何胜于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抛离了儒学精神的唐朝科举制下，于是出现了一批不谙儒家经典，只会吟咏诗歌的学浅德薄之人。

萧颖士是开元二十三年的进士。及第之后，他顿时轻飘起来，目空一切。曾自携一酒壶，逐胜郊野，偶尔休憩时，则浅酌独吟。有次，他与一老头一块避雨某处，萧进士看老头儿貌不惊人，于是用语言肆意凌辱侮骂。雨过后，有车马兵丁来接老头，惊讶之中的萧颖士赶忙打听这老头是谁，旁边人说“吏部王尚书也。”萧颖士此前曾造门拜访过王尚书，没有得见，极为惊愕之后，第二天登门谢罪，王尚书对他讲：“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又说：“子负文学之名，倨忽如此，止于一第乎！”

负文学之名，轻薄成这等样子，这不是萧颖士的错，而是选拔进士的标准与方法有问题。大唐朝中官吏，也不是没人看出考试内容与教化、学问、行政的严重脱节。

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就因进士之人不通经史而上疏，要求“所习经，取大义，听通诸家之学。”

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改用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但到大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又恢复考试诗赋。

开成年间，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唐文宗说：“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

在惯性与惰性驱使下，大唐科举制仍在用它一场场不合理的考试，来遴选着不合理的人才。而要改变这一切，还得等到宋朝的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之后。王荆公对从唐延续下来的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改革，果断取消诗赋、帖经、墨义，而只以经义、论、策取士。他是个有识见的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