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刘知几《史通》的创树意义还远远不止上述这些。

他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史才难于一切，也高于一切。在《史通·才第》中，他说：“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原因是，“援笔成史则垂之千古。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

所以，他认为做一个史学家要比一个经学家、辞赋家更难，他不仅在自身品德修养上必须循守史家秉公之义，公平持正的原则，不为外力影响，始终坚持实录，而且对个人才具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必须兼备才、学、识三者兼长。“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但是，世间通行的法则是，“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省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结果就造成了写史之人“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这种情况下，只能产生大批名不副实或才不足任的编修史书之人，真正的史家廖若晨星。

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

他回答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新唐书》说自他口吐这一言之后，“时以为笃论”。

史学也因此有了它该有的学术地位。

唐穆宗长庆二年，科举考试中开始增设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科、一史科。《新唐书·选举上》中载：“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字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

国家将史学纳入科考内容，自然使得天下士子不再像刘知几年少时那样，只是出于个人喜爱阅读，他们则是带着光宗耀祖的决心投入到了熟读史书的行列。

历史学终于门庭大振，骄傲地屹立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二的位置，从此出现在中国学术界。

拿自己和作品《史通》比拟于杨雄与他的《太玄》，刘知几当初深感“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此时可以掀须一笑了。

晚年的刘知几因此获得春风眷顾，仕途陡然畅通。

为避太子李隆基之讳，刘知几改名刘子玄，他先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后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受封居巢县子，但所兼任的史官之职一直没变。此后，他又相继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史著的撰修工作。

公元721年，时任太乐令的刘知几长子刘贶因事触律，刘知几“诣执政诉理”时惹怒唐玄宗，李隆基贬他为安州别驾。在安州，今湖北安陆，61岁的刘知几于孤苦伶仃、贫病无依中悄然死去。

一生将自己比拟扬雄的他，连死时的冷清岑寂竟然也如此酷肖，让人心揪。

（此文毕）

啖助、赵匡、陆淳：挑战官方经学的异儒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从茫然无知、昏昏沉睡中的人们又一次被集体叫醒开始的。

伸着慵懒的腰肢，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愚蠢的哈欠，甚至嘴里还嘟嘟囔囔着清梦被扰的不满。但也就那么片刻之后，被叫醒而睡意顿消的人们会猛然看到，窗外已经大亮，日头已经高悬，差点又将误过一个重要的早会。

此时，醒来者对提醒人只剩下感激与认同。

对于长久沉湎于罗马教庭说教而浑然不觉的十六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来说，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就是大众的叫醒人。

伊拉斯谟以其知识渊博、行事谨严的教士身份，将希腊原文《新约圣经》翻译为拉丁文，使更多熟识这种文字的人们明白，原来罗马教庭的所说所为，竟然与《圣经》原文有着太多的违背乖谬之处。

马丁·路德则以一位神学院教授之口告诉人们，教皇、主教们所讲的话与基督本人的训诫存在着巨大的抵牾。同时，他将《旧约》与《新约》翻译为德文，让德国民众明白上帝到底说的是什么，而教皇又在怎样做。由此，此前一直被教皇负责的一个精神帝国轰然坍塌，一场宗教革命随之兴起。

而于八、九世纪之交的中国，具体来说在高举儒学旗帜，全面以儒学经典设科开举的大唐，提醒者则是啖助、赵匡、陆淳三位儒生。他们搬着《春秋》三传，寻找出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儒家精神原旨，“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然后一脸诚恳地告诉大家：你们怀抱的只是个襁褓，孩子却被丢在了这里。

一场围绕儒家经义的反思蔓延开来，他们直接开启了唐中后期乃至有宋一代的疑经学术风潮。

一

加利福尼亚的一只蝴蝶轻轻煽动了自己的翅羽一下，后天的太平洋上就可能形成一场龙卷风。

在蝴蝶，它并不能知道后天的太平兴会因自己而巨浪滔天，吸海垂虹，但他清晰知道此时的加利福尼亚，哪里绽放着真正的花朵。

它需要震颤自己的斑斓彩羽，落到真正的花蕊上啜食花粉，附带也告诉人，它拒绝驻足的貌似鲜艳花朵只是观赏性的塑料装饰品。

啖助、赵匡、陆淳三人，就这样以一个空中小型飞行编队，翩翩在唐开元至贞元年间的学术天空。

唐朝，似乎总是以它朗天阔地的胸怀，大气开合的气度，让人为之震惊。

自唐太宗李渊始，儒学走入全面振兴，唐太宗李世民走上政治舞台后，再掀高丨潮丨。他大兴儒教，广开学门，使得举国上下，尚学成风。“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一时间，研经成风，儒学昌明。

大一统的唐王朝出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及文化建设诸方面的现实需要，迫切需要整统南北之学，让儒家经典定于一尊，以使经有所本，说有所宗，学有统一教材，考有统一标准。

一系列儒家典籍整理统一工程为之展开。

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原因，诏令颜师古等人定《五经》，令天下学习；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原因，让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成为学生学习与科考的惟一范本，广为刊行。与此同时，陆德明又鉴于此前经典的音注著述“说法纷纭，莫衷一是”，又撰定《经典释文》予以定本止乱。

纷纭的众说不见了，扰嚷的争论平息了，学生读书有了统一的课本，科举有了统一的判卷依据，河清海晏，水波不兴。

然而，由此却直接引发了两个问题。

一是规模浩大的儒家经典整理工程，虽然成就巨大，但是，某种经典解说一经被官方确立为惟一指定教课书时，它便会从儒学内部遏制其生命因子，人们只需牢牢背诵，而不再去质疑、争论经义的合理性，从而经典研究便停止了自身的完善。历代士人向来所持的研经过程，到此时变成了机械的读经背经过程。

二是当这些经典被运用于科举制度中，国家利用其做为读书人登科举士的惟一工具，那么儒学向来所强调的自我心灵培护、德性生命自我完善，便会因其被工具化与实用化而走失。儒学从此关闭了其基本价值取向中的“内圣”之门——不再关注自我身心的安顿，自身道德与人格的完善，而仅仅着眼于，通过明经换得进取仕途的“外王”通行证。

客观来说，唐代延续隋制推行的人才科举制度，较之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所惯用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更能体现出任人唯贤、任人唯才的公平竞争精神。而且，它成为今日高考制度的滥觞，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非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