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西方法学家一直在告诫东方，不要单纯去指责一个贪官，而要问责那个产生贪官的腐败体制。
是的，刘知几没有在意武三思或宗楚客，而是深刻看出了唐朝修史之中出现的制度性问题根源。
问题就出在统治者对修著历史者的强权干涉。
隋代于秘书省置著作曹，由著作郎掌修国史。唐朝改为著作局，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而且，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史官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开馆修史的积极意义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集众家之长，集思广益，有助于纠正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
带来的问题却很多。刘知几在《史通》中严厉批评了设馆修史存在的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实录直书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弊端。清初设馆编纂《明史》时，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是受到了刘知几关于修史的方法论影响。
其次，唐朝自李世民开始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起居录是史官对帝王一言一行的如实记载，凡君王之行，不管善恶，有举必录。其目的是，对君王“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所以，以此为史务的内史之官，才能自觉秉持一种神圣的使命，“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在真相与真理面前，永远直书其事，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所以，春秋历史上才会出现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那样的史家佳话。
但，皇帝不能干预内史的为史惯例在李世民这里被打破了，他要亲自审阅内史。那么，善恶必书的内史修史制度必因帝王干预和史臣取媚而遭到破坏。
从东汉班固被告私作国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北齐史，到隋文帝禁止私撰国史，再到唐初设馆修史，使国史修撰逐步被国家政权所垄断。伴随着史学著述的繁荣，是传统为史精神的一步步沦落。
鉴于眼中小人横行，史学混乱，上下失致，刘知几喟然叹息：“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他为这个浮躁而喧嚣的时代而叹，也为自己而叹。
凤饥不食粟，所食惟琅赡苡肴杭Γ条菊徊停�
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这哪里是自己能待的地方呢？那就离开这个乱哄哄的人群，留下自己的不满与不屑，不再“徒殚太官之膳”，也不再“虚索长安之米”，挥挥衣袖，走回自己的精神家园。
（未完待续）
六
公元708年，他愤然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明其志。
这个志向很明确：“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写作目的似乎也很简单，刘知几自己简要介绍为：“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实际上远在从“杜门却扫，凡经三载”的东都来到长安之前的3年中，他就已经开始了这部巨著的写作工作。
来时是因为“或有谮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的不得已，此番归去，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失落，相反，倒很可能有着杜甫“青春做伴好还乡”的迫切与欣然。
因为，那里有使命在召唤。
公元710年，前后历时9年，凡二十卷的《史通》完成。
《史通》分内外篇两部分，《内篇》阐述史书题材、编篡体例、史料摭采运用、语言表达、撰述原则，《外篇》谈论史官制度、评论史家、历代史著。从史书起源、编篡体例、撰述方法、史料运用，到史学人才选任、史家秉笔原则、史官制度沿革，逐一进行了详尽而精彩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关于史学研究领域的缜密理论体系。
《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他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
尤为可贵的是，他言史学而不囿于史，出入经史子集四部，用其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思维，相互印证，在学理探研中充满了思辨与质疑精神。他指责时人迷信前人成说，不敢独立思考，“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
在此书的《疑古》、《惑经》、《申左》等篇什中，他像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一样，大胆考辩并指正儒家经典中存在的诸多谬误。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比如，“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同时，他的质疑又与张衡站在经义辨析立场上的发问不同，而是借此叮嘱写史之人要明辨是非，慎重落笔，不能蹈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覆辙。并郑重告诫后学：“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在《杂说》篇中，他详细谈论了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在《采撰》篇中，他认为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才有可能成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真伪混杂，所以尤需甄别与选择，“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提出“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的警告，不要因采用虚史伪事，而使笔下虚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同时期史家徐坚读到《史通》后，大为叹服，认为句句为至理名言，他说：“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史通》的横空出世，标志着自《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仅限于编撰的史学，上升到系统理论研究的层次，史学从学科内容与形态上第一次实现了飞跃。
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登上月球后说过一句话：“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刘知几所跨出的，正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飞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