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三次进入东观修史，刘知几的心理不适与厌恶感也一次比一次更为强烈。

原因很简单，上面监修的主管太多，他们指指点点，众口哓哓，干扰太大，自己不能按照史家应有持公执正之义秉笔直书，这严重触犯了做为一个历史撰写者的心灵底线，违背了自己所尊奉的为史原则。那么，只能扔掉手中的笔，拂袖而去。

他在《史通·自叙》中书写了心中的愤懑：“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

出于情面，他没有在上述文字中具体列出“监修贵臣”的名单，《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中却完备地记有：“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新唐书·刘知几传》更为详尽地道出了他辞职的原因。“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他修书一封，向萧至忠提出绝不可留的五条原因：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于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访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齿责〉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仰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袟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傥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

笔者不厌其烦抄录于此，原因是这绝不仅仅只是一封普普通通的辞职书，更可看为撰史守则，是史家应该人人必读的治史箴规。在上述充满义愤与无奈的陈述中，折射的是一颗不为权贵左右，不为世俗流化的皎洁心灵。举世皆浊，但我要不损胸前一片湛蓝云天，自守其清。那么，远离就成了惟一的选择。

萧至忠看到刘知几信后也深自怅惜，意欲不许，而兵部尚书宗楚客，这位为讨好韦皇后，后来悍然当着唐中宗的面就将正直大臣燕钦融摔死的狠角色，“恶其言诋切”，他愤愤地对其他史官说：“是子作书，欲致吾何地！”宗楚客、崔湜、郑愔等，皆恶闻其短，共同将刘知己认为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这封惹发众怒的辞职信几乎给刘先生带来杀身之祸，只是后来碰巧因萧、宗二人犯事伏法，这才让刘知几幸免于难。

其实，刘知几误会了这几位监修的高官。因为他们背后还有着更大的婆婆——武则天的侄子，在中宗一朝与韦后搭奸行威、独霸朝权的武三思。有这位不顾史实，任意篡定历史的霸王在，宗楚客们又能怎样呢？

（未完待续）